材料一   清朝前期的市场管理仍然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粗放型、征税型、统制型的征税管理体系，与近代自由、法治的市场管理有显著差距。《钦定户部则例》涉及主要商品的禁榷制、榷关制商税的征收和对征税职官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市场管理法。此外还颁布与《大清律例》相似的《大清会典》，并配以特色鲜明的地方法规，具体管理上，“例设牙行”成为“国家治市之典”，通过牙行“评物价”，以控制市场行情和交易，凡商品流通的枢纽地方设有榷关（有常关和洋关），明确规定征税货物种类及税率，严格限制官员侵犯商人。《唐律疏议》将市场管理的《杂律》列为七条律文之一，清代在明代《市廛（chán）》与刑法、土地法、民法、婚姻法等并列基础上，将市列为专节规定；明清以前市场法律中弹性条款较多，给矫情执法创造了条件，清代市场立法仅对外贸易市场部分，就有贸易品种、方式、管理、纳税标准、惩处标准等具体规定，《唐律疏议》规定“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唐律疏议》规定“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笞六十”，《大清律例》则规定“笞五十”。宋元以前，对市场的经营场地、时间、市官的设立及职责、互市贸易等方面都有规定，清代集封建社会历代市场管理法之大成，在牙行、商税、禁榷制度、榷关制度、漕政、朝贡互市上大大丰富了市场管理法的内容，达到了封建社会市场管理法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唐湘雨《清末民初市场管理法制建设研究》

材料二   清末规范市场的部分法律   

材料三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市场日益活跃，晚清政府为防范制度缺失给不法行为留下可乘之机，从商品交易环节到金融货币流通等多方面清理不法商人的违规行为，构建市场秩序；1903年，商部成立，地位仅次于外务部，商部内部，将农、工、商、工艺等分开具体负责，地方设立保商局、商政局等，中央与地方形成较完整的管理系统。商会在公司注册、监督各商都发挥了政府辅助机关的作用。

材料   中国近代幼稚教育事业的起步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教育改革有密切联系，“近数年来，复自日本绝黄海以渡，来于中国”。晚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幼稚教育的重要性。1903年，张之洞、端方上书称：“幼稚园者，以抚育孩提而驯之于姆教。揆其立法，用意之精，深合乎中国古先之制。”1907年，清朝学部发布咨文，要求“各省广设幼稚园以立蒙养之基础”。此后上海、芜湖、醴陵、九江、苏州、南京、宁波等地区相继设立幼稚园。除此之外，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从事幼稚教育研究的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有关幼稚教育的学术活动也频繁举行，各幼稚教育研究团体召开的年会也都成了探讨相关内容的学术盛会。再者，有关幼稚教育的著作、译著此时也纷纷出版。此时，中国近代儿童保育工作在这期间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专门性学科，关爱儿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为人们所接受。

——摘编自于贵超《<申报>中的近代中国儿童观嬗变过程研究》

材料一   清末新政时期，修律大臣沈家本奉命修订晚清的刑法。沈家本聘请了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帮同编订该刑律，至1907年，《大清新刑律》初稿告成。从形式上看，《大清新刑律》把凡是与刑事无关的条文全部删除，只保留了纯粹的刑事条文；就刑法典自身的体例来看，改变了以前用“六部”统领法条的格局，采用了总则与分则，以及编、章、条的现代立法体例。《大清新刑律》废除了基于威吓、报复主义的肉刑以及落后的封建制五刑，实施了以自由刑为主的新的刑罚体系。其中死刑只有绞一种，徒刑包括了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两种，把传统的笞、杖改为了罚金或拘役，并增设了褫夺公权与没收两种从刑。《大清新刑律》颁布后到清廷灭亡不过短短九个月，但由于先进的立法理念对以后的中国刑法发展至为重要。

——摘编自夏邦《晚清法制变革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由于刑法制定的时间紧迫，因此，1979年《刑法》在仓促中出台。其中，临时添加进刑法的某些内容，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1996年，中国开始了刑法修订草案的正式起草。1996年6月，委员会草拟出了刑法修订草案，对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进，并召开座谈会和广泛征求意见。1997年3月，委员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提交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标志着1997年《刑法》正式诞生。

——摘编自陈兴良《回顾与展望：中国刑法立法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