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摘自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材料二   “短20世纪”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短20世纪”（1914－1991）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首先1914－1945年是大灾难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常被视为某种黄金年代；后20年则被形容为“天崩地裂”的时期，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中，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强调两者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历史连续性。但说历史连续性，就意味着我们不会滞留于五四、晚清是压抑与被压抑的紧张对抗关系的现有描述之中，而是要跨前一步去思考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导致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以及晚清现代性的收缩，但“断裂”本身在英国学者吉登斯那里不正是“现代性”的普遍特性吗？第二，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的断裂正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垄断，即“以西学是尚的现代观念，几乎垄断了文学视野”，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代性吗？第三，如果说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与晚清相比更多地接受了西学影响，那么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其不是重塑而是抛弃了“中国多重传统”，并最终导致了“单一的现代性”？归根结底，就是新文化运动现代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

材料二   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其“凝聚性结构”的认同特性会在心灵最深处规约五四学者处理各种关系特别是中西文化冲突时的基本立场。可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具体回应对新文化运动的质疑。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许徐《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