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

问题：请简要评价陈独秀对时局的主张。

材料   1920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欧洲文化代表着“意欲向前”的第一种路向，其特征为注重探讨宇宙本体，尚理智主功利而略于人事，人生哲学不发达；中国文化代表着“调和持中”的第二种路向，其特征为顺乎自然，一任自觉不计利害，求平衡、中庸，人生哲学最发达。印度文化代表着“意欲向后”的第三种路向，其特征是超凡脱俗，谋求情志上的安慰，出世的宗教哲学很发达。梁漱溟指出，印度文化不切实际，而欧洲文化开始朝第二种路向转变，“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改编自齐卫平《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再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漱溟的主要观点，并分析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材料   1920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欧洲文化代表着“意欲向前”的第一种路向，其特征为注重探讨宇宙本体，尚理智主功利而略于人事，人生哲学不发达；中国文化代表着“调和持中”的第二种路向，其特征为顺乎自然，一任自觉不计利害，求平衡、中庸，人生哲学最发达。印度文化代表着“意欲向后”的第三种路向，其特征是超凡脱俗，谋求情志上的安慰，出世的宗教哲学很发达。梁漱溟指出，印度文化不切实际，而欧洲文化开始朝第二种路向转变，“人类的最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改编自齐卫平《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的再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漱溟的主要观点，并分析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摘自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材料二   “短20世纪”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短20世纪”（1914－1991）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首先1914－1945年是大灾难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常被视为某种黄金年代；后20年则被形容为“天崩地裂”的时期，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材料一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一点，也不过五六篇。……我很纳闷：为什么学术界一直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思想主题呢？反复寻找之后，我发现提“民主”与“科学”必引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创刊后，发表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的文章，另外、还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思想非常激进。这遭到一批观念保守的知识分子的批评。陈独秀为了回应那些人的批评，就写了这篇答辩书。答辩书中，陈独秀必须寻找一个连保守派也无法否认的理论依据，以抵挡对方的攻击，于是就将“民主”和“科学”搬出来——在当时的中国，“民主”和“科学”是没人敢批评、敢反对的。

——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

材料二   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但不能代表全盘。新文化运动之批判儒学显然算不上“全盘性的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时并没有抹杀其历史价值。陈独秀、胡适等对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是予以肯定的。不过，陈独秀对儒学的现实价值提出了批判，认为其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与传统的关系是“形离而神合”的、因为传统是割不断、切不开的。他们自身是传统的载体，没有，也无法脱离传统。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些激烈的话语乃是一种“言说策略”，从言说策略的选择这一视角来看，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话语的激烈乃是一种“有意的偏激”，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与“全盘否定”，它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地认定新文化运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

——刘波《复杂性视域下的新文化运动评价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