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注：“误伤己父”案摘译自《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血亲复仇”案摘译自《晋书》

卷五五；“醉酒杀人”案摘译自《旧唐书·王彦威传》）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自拟论题，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摘编自刘宝村《秦汉间的儒法合流及其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秦汉时期的儒法合流”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材料一   《新唐书·孝友》裁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时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做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材料二   清入关初，曾依照《明律》并参酌关外旧制，制定法律；至乾隆时期，修成了集历代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大清律例》。乾隆在《大清律例》序文中说，法律“非徒示之禁令，使知所畏惧”，更在于“弼成救化，以治其好生之德”。清代还制定了《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使司法管辖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维护了法律政令的统一。

——据《大清律例》等

材料一 宗族内部自治以宗族习惯法为基本依据，这种习惯法以族规的形式得到表现。有关族产管理和宗族内部亲属、继承、土地、借贷等多方面的民事关系，构成习惯法的重要内容。宗族在族长的领导下，按照族规规定的方式运作，而当内部发生纠纷时，族人会依族规调解，调解不成时，由族长召集全族或族内头面人物听取双方意见，然后进行劝告，最后公断是非。对于违反族规的行为，宗族可以依族规进行处罚，其处罚方式有：训斥、罚站、罚跪、罚款、扣发“分赡”、责打、削族、鸣官，甚至处死。但是族规对于族人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族人对宗族的认同感上，宗族作为一个对族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归属感的群体，其对族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具有巨大的约束力量。

——摘编自李力《清代法律制度中的民事习惯法》

材料二 调研结果显示，“运用民俗习惯解决纠纷，当事人的接受程度高达98%。”调研还显示，习惯法在解决传统民间民事纠纷如彩礼返还纠纷、财产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71%的受访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在某些情况下比成文法更能有效地解决纠纷。”此外，各地法院也积极探索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结合本地实际，发现和挖掘本地的习惯法价值。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杨寨法庭努力创造调解环境，尽可能多用道德、习俗和舆论等老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法院运用善良风俗调解解决的纠纷有2100起，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8%。案件涉及返还彩礼、赡养、精神损害赔偿、分割家庭共有财产等方面。

——摘编自钟春《现状与未来：我国习惯法的司法适用》

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有关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基本经验，形成独特的治理模式。

材料一：起源于战国，推行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官僚行政管理，其权力运作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皇帝支配、中央官僚行政、地方官僚行政三个部分。与权力运作过程相关联的官僚自身管理机制和施政手段，又包括更政、整肃、公文流通和胥吏幕僚四个方面。

——李治安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二：御史台，学纠察官邪，肃式纲纪。大事则延辦（朝堂集议），小事则奏弹（上奏、弹劾）。

——（元）脱脱《宋史》

材料三：夫道理之先在乎行教化……制札以编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

——（唐）杜佑《通典》

材料四：因时制治，设刑宪（法律）以为之防，欲使惩者知惧而善者获宁，传所谓（古人云）狱者（刑罚）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辟生者也。

——（明）刘惟谦等《进大明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