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代法典编撰，大致经历了由习惯到习惯法，再至成文法并到法典化的发展历程。从夏朝出现习惯法，到商周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完善，再到战国时《法经》开创成文法典之先河，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古代法典编纂技术和法律制度逐步成型并达到顶峰。《唐律疏议》不仅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律典的蓝本，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体例与规定已经达到了古代世界刑法之最高成就。

——何勤华《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材料二 “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系在民国时期由陶希圣、陈寅恪初步提出，并由瞿同祖系统阐释。该命题认为，秦汉律典“纯本于法家精神”，以“同一性行为规范”为治国之具；自汉朝起，儒生屡以律学章句、经义折狱等手段，将儒家强调差异性的礼义引入法律实践中；从曹魏到隋唐，引礼入律逐步完成，儒家化的律典成为法律的正统。

——赖骏楠景风华《法律儒家化未曾发生——以家庭法制为中心》

材料

（注：“误伤己父”案摘译自《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血亲复仇”案摘译自《晋书》

卷五五；“醉酒杀人”案摘译自《旧唐书·王彦威传》）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自拟论题，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