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注：“误伤己父”案摘译自《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血亲复仇”案摘译自《晋书》

卷五五；“醉酒杀人”案摘译自《旧唐书·王彦威传》）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的法治与教化，自拟论题，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夏商西周时代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设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人之所以频繁的引用制、常、典、则等多种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期，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时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法律思想研究》

材料二：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司法制度，就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思想越来越多受到以“礼”为核心的纲常原则的指导。“以礼制刑，礼法合一”是对唐朝法律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整理自张苏阳《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