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父母，友于兄弟而已。若于父母则不孝，于兄弟则不友，是亦禽兽而已矣。李三为人之弟而悖其兄，为人之子而悖其母，揆之于法，其罪何可胜诛。但当职务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财利之末，起纷争之端。小人见利而不见义，此亦其常态耳。恕其既往之愆，开其自新之路，他时心平气定，则天理未必不还，母子兄弟，未必不复如初也。特免断一次。本厢押李三归家，拜谢外婆与母及李三十二夫妇，仍仰邻里相与劝和。若将来仍旧不悛者，却当照条施行。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公书判清明集》

材料一：中国古代，剥削阶级法律的本质和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但“法密则国无全民”。汉代制定法律凡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到《北齐律》的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为谋求大治，务须“安人宁国”；故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于是《唐律》根据隋律再为省并。古代统治者认为，公布法要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变，认为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便成了后世制定法典的准绳。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代法制并不是封建帝王口含天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那样。从《商君书》的“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到唐初立法的“取合时宜”，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总之，在我国古代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

——摘编自杨廷福《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

材料二：明太祖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认为，元败于“纵驰”，因而主张“刑用重典”，即“重典治国”。在立法层面，明朝颁布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来加强对官吏的治理。《大明律》规定，设“六赃”罪，即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务的贪赃行为，以显示罪行的严重。明律中严厉惩罚贪赃枉法的条文比前朝法律大为增多，规定也更加细致全面。在刑法制度上，对于违反法律官员的处罚，量刑较之前朝加重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官吏的定罪一旦判定，则该官吏永久被除名，终身不得录用。除此之外，朱元璋还说：“明处法令行之久矣，奈何犯者相继？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使之趋避。”尽管朱元璋明白“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道理，他深知农民阶级的威力之大，因此必须管理好人民，既要体恤民情，又要防止民众力量过于强大。

——摘编育蔡芃《论明代法治的“重典治国”及对中国当代反腐倡廉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狱已决盈一岁，不得气（乞）鞫”。（西汉初《二年律令具律》）

“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皆参辨券书，辄上如户籍。”（西汉初《二年律令户律》）

“奴婢殴庶人以上，黥颊（面颊），畀主。”（西汉初《二年律令贼律》）

“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决断者……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若事有反复，县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东汉《潜夫论》）

“仲舒断曰：《春秋》之义，‘父为子隐’……诏不当坐。”（唐《通典嘉礼十四》）

——摘编自徐世虹《汉代民事诉讼程序考述》

材料二：

宋朝形成了以《宋刑统》为主，辅助于勒、令、格等形式的法律体系。伴随着“等贵贱”社会意识的出现，宋朝“编户齐民”下的平民、奴隶、部曲、佃客，也都成为民事权利主体参与民事法律活动。诉讼在管辖上明确划分为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移送管辖，冲破了“熟人社会”的伦理规范和血缘关系，更加注重争财夺利。起诉主体需“诸事干己”，不得好讼、滥讼，并将是否“干田人户者”（是否与农业生产有关）区分出来，“防废农业”，遏制豪强势力破坏生产。——摘编自翟俊义《宋代民事起诉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