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已经形成

②战国变法运动具备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③古代民本思想得以发展的时代条件

④土地和财产税的重要性超过了人头税

材料一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或曰中华主流文化。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结果。2500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摘自《儒家学说为何能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材料二   孔子“经月累时，犹得以涉山川，冒历风霜，识天地之高厚，亲民物之繁变，其所以强身体而壮精神之道”，其弟子三千，从卫、吴、齐、宋、晋、等西来，孔子海历，争习宣扬君子六艺，体会“山水之德”，庄子“经百川千岭，习诸国之精华，传天人合一之真”、子“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曾游楚，前至刑，后客晋阳”，他带领弟子在海学过程中主要以说止战为主也为“与工肆之人”传授实用之艺，战国时提倡“行医”，名医带徒游四方，送医治病，系药集方，知神医向，为了寻求医学之法足迹遍布、赵、楚、等国。

——据林雅琴《百家齐游：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考察》等

材料一   荀子针对当时出现的见利忘义、义利关系混乱、以利害义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以义统利的理念。在荀子那里，义与利是人们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好利是人的天性，所以求利主要是以个体为承担主体的，是所有个体的行为。荀子认为社会公职地位的分配不应该靠个人的出身，而应该取决于个人遵循礼义的情况。荀子把以义统利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用义的要求作为标准，用义先于利的原则来引导，个人才既能够实现义，又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生存，这样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

——摘编自刘敬、鲁张彬《荀子的以义统利治国理念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义利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义”的理念贯穿于《墨子·贵义》全篇。“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自身之利，墨子站在小生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言论。《贵义》篇中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义贵于身也”，即在万事万物中“义”是最宝贵的，甚至比肉体和生命还重要。墨子还认为发展生产，为民兴利才是出路，他十分反对重农抑商，墨子在《贵义》篇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

——摘编自苗新雨《义利并重：论墨子之义利观》

材料一：先秦战国时期在我国思想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产生了儒、道、名、阴阳等诸子百家，各家思想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甚至相互攻击，……而以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为核心，中国文化重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互补的一面，主张不同的文化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商编自胡国威《论孔子“和而不同”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代，自从孔子开创以人为本的家，中国的思起家们，有延续，也有对立，百家争鸣，各擅胜场。政之时，独重法家，其他学派无不遭受压制。汉兴之初，人主与民休息，黄老之学是主流，百家也渐有传人。汉武帝以后，独尊儒学，又压抑了其他学派。一般历史，大致都如此谈。然而，如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秦汉时代毋宁是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综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三：两个关键因素使得唐帝国能够保持活力：折中主义（它吸收所有在之前几个世纪历史上出现的文化流派）和世界主义（对外国人及他们多种多样生活方式的包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在整个唐帝国，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显著的因景，对于其文化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美】陆威仪《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材料四：有许多外国人居住在长安……有波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僧侣，日本、新罗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在长安的外国人可能达到十万以上。在朝廷任职的外国人也为数不少。

——刘炜主编《中华文明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