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或曰中华主流文化。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结果。2500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

——摘自《儒家学说为何能成为中华文化主流》

材料二   孔子“经月累时，犹得以涉山川，冒历风霜，识天地之高厚，亲民物之繁变，其所以强身体而壮精神之道”，其弟子三千，从卫、吴、齐、宋、晋、等西来，孔子海历，争习宣扬君子六艺，体会“山水之德”，庄子“经百川千岭，习诸国之精华，传天人合一之真”、子“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曾游楚，前至刑，后客晋阳”，他带领弟子在海学过程中主要以说止战为主也为“与工肆之人”传授实用之艺，战国时提倡“行医”，名医带徒游四方，送医治病，系药集方，知神医向，为了寻求医学之法足迹遍布、赵、楚、等国。

——据林雅琴《百家齐游：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学考察》等

材料一   荀子针对当时出现的见利忘义、义利关系混乱、以利害义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以义统利的理念。在荀子那里，义与利是人们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好利是人的天性，所以求利主要是以个体为承担主体的，是所有个体的行为。荀子认为社会公职地位的分配不应该靠个人的出身，而应该取决于个人遵循礼义的情况。荀子把以义统利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用义的要求作为标准，用义先于利的原则来引导，个人才既能够实现义，又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生存，这样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

——摘编自刘敬、鲁张彬《荀子的以义统利治国理念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义利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义”的理念贯穿于《墨子·贵义》全篇。“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自身之利，墨子站在小生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言论。《贵义》篇中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义贵于身也”，即在万事万物中“义”是最宝贵的，甚至比肉体和生命还重要。墨子还认为发展生产，为民兴利才是出路，他十分反对重农抑商，墨子在《贵义》篇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

——摘编自苗新雨《义利并重：论墨子之义利观》

材料一   韩非子对法家思想进行了系统整合，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基本治理原则，激烈批判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他希望达到“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的目标，但同时也主张“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他主张“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这些主张推动了秦国统一六国，也为秦朝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加强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整理自于凯《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战国》

材料二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速亡的教训，尊奉黄老无为思想，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已经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也有人钻了“无为”的空子，这就是地方上的王国割据势力，他们趁机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时常图谋叛乱。黄老之学要求国君清静无为，这是富有政治才略和远大抱负的汉武帝所不能接受的，凭借国家的财富与实力，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稳固边疆与开拓疆域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清静无为”逐渐转变成了“大有所为”。

——整理自高云虹《汉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