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服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集》

根据材料，归纳这位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子以评析。(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17世纪，华商加强在东南亚的贸易后，每年数次雇用信使将资金运送到中国。在移民的早期阶段，这种汇款方式或多或少是随着机会的出现而发展的。这些信使大都是第一代移民，与汇款人有亲属或地缘关系。明清时期的“禁海令”意味着充当移民都是死罪，航行途中也会遇到许多危险，从汇款到收到回执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两三年的时间。这些汇款及附带的书信是海外华人连接家庭与侨乡的重要纽带。这种联系既体现在人员、商品的跨境流动，也体现在对“华人身份认同”的保持上。

材料二：1860年《北京条约》使华工出国合法化，加剧了中国移民的增长速度，经营侨汇的批局业务得到了发展。批局利用邮船或内河轮船上的网络，几乎可以到达中国所有的城市和县城，还以多种方式从他们与银行的关系中获益，从而确保汇款的安全。19世纪，大量的侨汇被用于重建厦门、汕头等东南侨乡城市，促成了东南部资本主义的诞生。到了20世纪，特别在电信开始后，侨汇时间缩短至一周到十天。日本全面侵华初期，华侨通过侨汇渠道把来自海外的大量捐款和各类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国内，在他们的信封上印上了呼吁联合抵制日本的口号。1949年后，汇款继续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班国瑞、刘宏《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

材料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读∶lià，意为同等），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夷势驳驳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营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18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