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服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集》

根据材料，归纳这位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子以评析。(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

材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沉沦”，直到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个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上升”因素，但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逐渐走出“谷底”。此时，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虽然“沉沦”的因素仍然存在，但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的主流因素，历史发展呈现出“上升”态势。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沉沦”与“上升”的阐释。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时段，围绕“沉沦”与“上升”主题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释。（要求：论题需涵盖“沉沦”与“上升”两种态势，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通商口岸一般都是开放给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城市。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在许多场合下又被称为“条约口岸”，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伴随着战败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都会被迫增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因此，通商口岸的增加，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而自开商埠。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 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70 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

材料一   海图是指以海洋及沿海陆地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地图。宋元时期，中国海上活动频繁，航海图的制作与使用也随之发展。这一时期的航海图，大多详细记录了航线和港口信息。明清时期，除航海图外，还出现了海防图、沿海形势图等，如明代的《筹海图编》，不仅详细描绘了沿海地区的山川地形、岛屿分布、潮汐水流等自然地理信息，还标注了军事要塞、烽火台、港口炮台等信息。

——摘编自朱鉴秋《中国古代航海图发展简史》等

材料二   1874年，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了《大清一统海道总图》，其中的克来格岛、挨金可尔特岛等地名均来自英文音译。清政府还派谴留学生赴英国专习测绘海图技术。1895年后，程鹏、陈寿彭、朱正元、童世亨等晚清士人，自发地从英版航海图中汲取新知，编译海防图。程鹏绘制的《沿海七省口岸险要图》，“大旨据英国海部图”但“命意不同，注重陆岸形势”。此后，中国传统航海图和海防图二分的局面逐渐消融。

——摘编自何国璠韩昭庆《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

材料一 下表晚清民变（反清民众运动）统计情况表

——摘编自杨庆垄《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

材料二 预备立宪开始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适今仍是本来面目”。“此度改革，不屡吾侪之望，田无待言”。立宪派一般要求在2—3年内开国会，如预备立宪公会电请“以二年为限”。立宪派的努力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他们慨叹：“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革命派则始终对清廷立宪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

——改编自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