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服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海鹏集》

根据材料，归纳这位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子以评析。(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中国近代史的“沉沦”与“上升”

材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沉沦”，直到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个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上升”因素，但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逐渐走出“谷底”。此时，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虽然“沉沦”的因素仍然存在，但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的主流因素，历史发展呈现出“上升”态势。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上述材料是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沉沦”与“上升”的阐释。结合所学知识，选取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时段，围绕“沉沦”与“上升”主题拟定一个论题，并进行简要阐释。（要求：论题需涵盖“沉沦”与“上升”两种态势，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通商口岸一般都是开放给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城市。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在许多场合下又被称为“条约口岸”，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产物。伴随着战败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都会被迫增开更多的通商口岸。因此，通商口岸的增加，也反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开始改变对外政策而自开商埠。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两次鸦片战争形势示意图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

——摘编自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法约问题”

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取得在广东等地开矿的优先权。该约在签订和执行中，形成法国“独专”与其他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议约之时，中方对于其第五条原议“中国云南等处开矿，则向法国矿师商办”，考虑“以该国欲独专其利，恐他国不免违言”，故力争“改为中国将来开矿，可先向法国矿师商办”。

1896年，英法签署《伦敦协定》，规定“在云南和四川两省，中国已经让与或将来可能让与英国或法国的所有商业和其他特权及利益，都将为两国及国民和附属国人民所共同享有”。20世纪初，清政府重申三省矿务由国家办理的部分，按照法约规定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由商民承办的则由其自行决定，同时向英国申明两广矿务并未给予法国“独专”权利。清政府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列强瓜分矿权的危局。

1901年，法商李三私下与土人订立合同承领开采增城县矿区，被两广总督驳斥。列强对广东矿权的觊觎与掠夺引起清政府的关注与抵制。1903年成立商部后，任命考察外埠商务大臣，招徕外洋华商，筹划在粤开办矿业。后又成立闽广农工路矿总公司等，经营管理矿业。

——摘编自莫婉娟《“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材料一：宋代城市，除了专门的酒楼、茶馆、食店(风味饭店)、肉行、饼店、鱼行之外，还有许多流动商贩，产品包括点心、干鲜水果、肉脯等不下百种。东京城商铺林立，一应俱全，尤其是来自海外的香料铺也出现在街头，说明当时市民阶层也开始使用香料了。宋代政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盐、茶等商品具有特殊性，往往会由政府专营。

——摘编自刘永加《唐宋时期如何活跃消费市场》

材料二：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 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多达70 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