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商鞅）为相十年，秦人多怨。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资治通鉴》

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两者对商鞅及商鞅变法的看法，并结合所学分析可能的原因。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材料，任选一类关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材料：中国古代民间往往用九流来泛指社会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九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如下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上表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商鞅将原有井田制，即土地归国家、诸侯宗氏所有，人民只是在井田上耕作，改为承认土地私有制。当时的秦国家庭还保持着几代同居的习俗，商鞅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就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以及以个体劳动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商鞅将全国乡邑合成三十一县，其管理人员都由中央任免，使君主能够直接掌握县的行政。他还通过一系列的利益激励，促使军人在战场上勇猛杀敌。

——摘编自赵燕霞、李怡《商鞅变法与秦国崛起》

材料二：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从家长奴隶制游牧部落，发展过渡到封建制定居从事农业或放牧的编户民，实行了一系列的封建化改革。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使得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均田户，加速了他们向封建化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作用。此外，租庸调制和三长制等也起到了强制流散农民定居，强化了基层地方管理，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期的登闻鼓制度就是在继承儒家“仁爱”思想的前提下，发展了平民直诉制度，尽管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鲜卑统治集团更好地控制地方的官吏，但客观上为平民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开拓了更新的、更直接的途径，促进了儒学理念对鲜卑族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等

材料一   商秋由姓入人后向人孝公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湧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通“返”）古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史记·商君传》

材料二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是唐朝待人孟郊考中进士后，欣喜之际写的一首诗《登科后》，描述了他登科后骑着马在京城游街时那种志得意满的怖景。

——摘编自《普通商中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契丹……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辽史·百官志一》

材料一：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改革。他深知土地问题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整顿田制，重新划分土地疆界，明确土地的归属，并且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并公布，使百姓能够知晓法律，这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据司马迁《史记》编译

材料二：战国时期，楚国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吴起主张“明法审令”，公布明确的法律条文，使国家的治理有法可依。他坚决废除世卿世禄制，剥夺贵族世袭的特权，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同时，他还精简机构，裁汰那些冗余的官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据刘向《战国策》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