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汉代风俗成因

材料一：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些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

——据《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

材料三：风俗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其核心内容是人们在对待外部环境以及交往中所呈现的普遍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其外延部分则是构成这种行为方式和精神世界基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是风俗形成的基础。汉代的区域风俗差异都与各自的自然和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人口因素是摇动风俗的一个杠杆。在人口密度较大地区，人口压力总是通过不同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统治集团也对风俗产生影响。汉统治者通常采用法律手段和道德教诲强制半强制地剪除与政治控制相矛盾的风俗；强制半强制地助长与政治控制相适应的风俗。

——摘编自彭卫、杨振红《转型与契合—解读秦汉风俗》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材料三的观点。

唐至宋诗人的现代地域分布情况

——据王兆鹏(唐宋诗歌版图的空间分布与位移)整理

综合表4中的信息，概括唐至宋诗人的空间分布变化并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

二十四史记载着籍贯可考的名臣共1037位，下表是根据二十四史整理的部分省份不同朝代的名臣数量。

从材料中提取一条信息，并加以简要分析。（要求：明确写出所提取的信息，分析需要史论结合）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

材料一（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

——摘自《宋书》

（东晋）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宴如（即安定）也。

——《宋书·沈昙庆传·史臣曰》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摘自唐.李白《永王东巡歌》

材料二   “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

——摘自 <新唐书>卷165《权德舆传》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