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与分布于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西周时期，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淮水上游出现诸侯国，但淮河中下游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成为独立于西周之外的重要势力。春秋时期，中原政权在向南发展中逐渐将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至魏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立足于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的边缘性地位最终形成，要么河淮相连，要么江淮并属，这里不仅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都城所在，甚至连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

材料二：淮河下游地处平原，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的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南北军事交锋的必争之地由长江流域变为淮河流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一  北宋防洪记载较多，除黄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现了堤防。将堤防按险要程度分为两类六等，冬春时备料修缮，调丁夫常达10万以上。宋代对黄河水文特征已有较多认识，将季节性涨水分为10期，根据经验可以预估汛水的到来。王安石提出新开浚手段，曾对黄、汴等河试行机械疏浚。有“铁龙爪扬泥车法”及“波川耙”等。北宋防洪议论很多，主张两河不能并行，迁城邑以避之，东西迁徙不要以人力干涉等，只能“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致大段漫流”等。北宋河防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编河防书292卷，已失传。

——摘编自 毛振培、谭徐明《中国古代防洪工程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把防洪当作安民兴邦的大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汛组织机构，编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和必要的补充修订规划。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余万千米，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大中型水闸3500多座，重点整治了河道，开辟行蓄洪区98处，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9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报汛站8600多个，水文自动测报系统200多处；运用计算机、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手段预报洪水。制定和颁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成功地抗御了长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黄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长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计减少经济损失1.5万亿元以上。

——摘编自 程晓陶《新中国防洪体系建设70年》

材料

材料一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改变了隋唐形成的运河格局。大运河的河道长度、漕运范围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运河的运转也变得更为复杂，这客观上对保证大运河正常运转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求。……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运河南北贯通，运河的格局、路线、重要性等方面都异于前代，运河漕运开始进入全新时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管理制度亦较前代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大运河全线贯通，但终元一代，海运占主导地位，故而研究元代大运河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要涉及海运管理。

——摘编自钟行明《元明清大运河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雏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三   随着明初“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境贸易发展很快。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明后期实施的“一条鞭法”，使“役归于地”，税“概以银征收”，商人免除了劳役之苦。“康乾盛世”时期，康熙实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取消了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人丁税，使封建人身束缚得以松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洋务运动中兴之际，恰是山西票号极盛于各地之时，我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受高额地租率的影响，晋商把利润大量投向土地，以获取坐享其成的地租，没有把票号与民用工业结合起来。19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摘编自张泽一《晋商兴衰探究》

材料一   忽必烈在江南实施“安业力农”“宜安本业”的政策，保持了江南大土地占用及租佃制秩序。元政府重商和重市舶，江南商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举世治筐箧”，“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士无入仕之阶”，“乃弃所学”，“作技巧鬻贩以为工匠商贾”，金陵人李汝成谢绝京师官僚仕进劝告，“贾六合市上，物价减恒市人之半”。是时，沿海地区“家家浮生多在船”，“竞卖田宅行盐钱”，人们竞相从事盐商和海外贸易。

——摘编自李治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

材料二   明代初年，江苏平望镇、江南市、新杭市、震泽镇有千余家，吴江镇、同里镇、黄溪市有二千余家，盛泽镇有万余家。浙江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濮院镇、新城镇“今可万余家”。湖州双林、菱湖、琏市、乌镇、南浔“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荒僻的嘉定新河、南汇周浦发展成为大镇。这些市镇星罗棋布地分散于江南各府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计日受值。苏州城东比户皆织，不啻万家，产品畅销全国。史载，“天下饮食衣服之侈，未有如苏州者”，附近城镇也是如此。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