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与分布于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基本形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分布局面。西周时期，两次大规模分封诸侯，淮水上游出现诸侯国，但淮河中下游土著与部分东夷结合，组成被称为“淮夷”的文化人群，成为独立于西周之外的重要势力。春秋时期，中原政权在向南发展中逐渐将控制范围从黄河流域延伸至淮河。至魏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区的开发越过淮河流域，直接立足于南方亚热带的地理环境中。随着唐宋时期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的边缘性地位最终形成，要么河淮相连，要么江淮并属，这里不仅没有成为任何一类政权都城所在，甚至连行政区划也不再保持流域的完整。

材料二：淮河下游地处平原，几乎没有可以依凭的天然屏障，在政治与军事上自然造成“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的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南北军事交锋的必争之地由长江流域变为淮河流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材料一  北宋防洪记载较多，除黄河下游大量修防外，海河水系和珠江水系也出现了堤防。将堤防按险要程度分为两类六等，冬春时备料修缮，调丁夫常达10万以上。宋代对黄河水文特征已有较多认识，将季节性涨水分为10期，根据经验可以预估汛水的到来。王安石提出新开浚手段，曾对黄、汴等河试行机械疏浚。有“铁龙爪扬泥车法”及“波川耙”等。北宋防洪议论很多，主张两河不能并行，迁城邑以避之，东西迁徙不要以人力干涉等，只能“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致大段漫流”等。北宋河防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曾编河防书292卷，已失传。

——摘编自 毛振培、谭徐明《中国古代防洪工程技术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一直把防洪当作安民兴邦的大事。健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防汛组织机构，编制了各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和必要的补充修订规划。加固新建堤防海塘27余万千米，大中小型水库8.5万余座，大中型水闸3500多座，重点整治了河道，开辟行蓄洪区98处，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0.9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报汛站8600多个，水文自动测报系统200多处；运用计算机、气象卫星等高科技手段预报洪水。制定和颁布了《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和《防汛条例》等法律法规。成功地抗御了长江1954年、松花江1957年、黄河1958年、海河1963年、淮河1991年、珠江1994年、长江1998年、松花江1998年等20多次大洪水，累计减少经济损失1.5万亿元以上。

——摘编自 程晓陶《新中国防洪体系建设70年》

材料

材料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此以至大明（公元457-464）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往时、以前）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庄稼成熟），则数郡忘饥。

——南朝·《宋书》

材料三   江南的经济开发，从农业始，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带动了集镇的兴起和都市的繁荣，而且改变了传统的经济格局，使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起来，使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

——《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一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放、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材料   以吴地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长期被中原人视为“蛮荒地带”。至公元1000年左右，中原文明仍处于主导地位。吴地加速开发的契机在安史之乱之后才出现，这一时期，人们大力发展丘陵地区的农业，使大片沼泽变为良田，全国的经济中心也开始逐渐南移。宋元时期，江南代替中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明清时期，吴地成为中国首富之区。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达到“五年耕而余二年之食”的水平。丝织业分工更加细密，绫、绢和罗等各种专门的织机出现，能制造各种复杂的花纹。苏州的水陆交通发达，“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绘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姑苏繁华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苏州工商业繁荣的盛况。

——摘编自李晓燕《明清时期吴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市民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