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阿Q正传》中未庄人对“革命”的反应

学者指出，“鲁迅的作品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民族的面孔”，“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和自省能力”。从以上角度，说明《阿Q正传》的时代价值。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做了一番精彩的描述。他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竖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传统中国近代西方实化碰撞的历史。从这一角度，解读上述材料。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有三个学生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倾向：新潮社、国民社和国故社。1918年11月18日，大约二十个新文化运动的年轻学生领袖决定组建新潮社。 《新潮》以他们老师辈创办的《新青年》为样板，这是《青年杂志》的新版。新潮社和国故社之间的对抗冲突非常激烈，但是新潮社很快就赢得了更多的听众，《国故》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 《国民》仍然用深奥的文言文写成， 《新潮》尽量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这种组合得到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

——摘编自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请简要评析“新潮社” “得到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这一历史现象。

材料一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考古器物。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现已发现单字4500余个，能够辨识的有1700多个。秦推行“书同文”，以小篆为规范字体。同时，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唐朝推行正字学运动，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日本人吉备真备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宋代，适应印刷的宋体字在印刷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仿照汉字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清代编纂《康熙字典》“于以昭同文之治”，共录汉字47035个。

——据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中国社会要求废除汉字的呼声越来越高。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提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随后，陈独秀、鲁迅、傅斯年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钱玄同废除汉字的观点。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以废除汉字为号召，呼吁作“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改革”。

——据丁涵东《二十世纪初汉字的危机》

材料三   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1958年，全国人大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经过50多年的实践，我国99%的人口习惯使用简体汉字：汉语拼音方案也在推广普通话、语文教育、新闻出版、信息处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标准。

——据王爱云《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

材料一   《新青年》和《申报》都是近代重要刊物，并在广告运作中得以结缘。

表1   《新青年》在《申报》中的广告投放频次

——摘编自张宝明《当“名刊”遇见“名报”：<新青年>在<申报>上的广告运作》

材料二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国统区唯一发布的大型机关报，同时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喉舌。

表2   《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

——摘编自双传学《从“一个方面军”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高度等》

材料一   20世纪初，新的世界意识是建立在对传统的“天下观”之否定的基础上的，认为中国既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也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国。1912年，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最早提出“世界的国家”。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的世界意识进一步认为，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应该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主动地融入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国家”，为这个世界的发展，做出中国自己应有的贡献。陈独秀《敬告青年》向青年提出了“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国民而无世界智知，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摘编自郑大华《从“天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多地见诸报纸杂志。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还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摘编自姜秀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