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阿Q正传》中未庄人对“革命”的反应

学者指出，“鲁迅的作品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民族的面孔”，“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和自省能力”。从以上角度，说明《阿Q正传》的时代价值。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历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做了一番精彩的描述。他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竖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传统中国近代西方实化碰撞的历史。从这一角度，解读上述材料。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有三个学生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倾向：新潮社、国民社和国故社。1918年11月18日，大约二十个新文化运动的年轻学生领袖决定组建新潮社。 《新潮》以他们老师辈创办的《新青年》为样板，这是《青年杂志》的新版。新潮社和国故社之间的对抗冲突非常激烈，但是新潮社很快就赢得了更多的听众，《国故》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 《国民》仍然用深奥的文言文写成， 《新潮》尽量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激进的思想，这种组合得到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

——摘编自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请简要评析“新潮社” “得到年轻一代的积极响应”这一历史现象。

材料一   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摘自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材料二   “短20世纪”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短20世纪”（1914－1991）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首先1914－1945年是大灾难时期；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常被视为某种黄金年代；后20年则被形容为“天崩地裂”的时期，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

——摘编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材料一   近代以来，随着国门洞开，西方音乐观念和创作技法不断传入中国，客观上助推了中国音乐观念的变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掀起“新民”思潮，受此影响，音乐界兴起了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目标的“音乐启民思潮”，音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近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音乐教育缺乏基本的普及性与广泛性。于是，一些学者提出“教育权利大众化”“教育平等”等理念，许多音乐界人士大力提倡音乐教育走向普罗大众，音乐教育平民化思想不断兴起。

——摘编自汪鹏宇《论中国近代民众音乐教育》

材料二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蔡元培等人推动并建立了专门从事音乐师范教育的机构，如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操专修科。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学校”，该校面向社会招生，音乐教育成为陶行知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适应社会新思潮，一批新式音乐社团纷纷成立，其中既有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各种地方戏曲、民族器乐的业余音乐社团，如“大同乐会”“德音琴社”“文明雅集”，又有由音乐教师、学生组织的新的音乐社团，如上海中华美育会、国乐改进社。这改变了只有所谓“贵族”才能享用音乐的历史，对封建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五四”之后，音乐越来越走向人民大众。

——摘编自董影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国音乐的平民化影响》

材料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人用条约制度把古老的中国社会拖出了旧轨。在这个过程里出现的西学东渐，使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看到了与惯见稔熟之物不同的另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比较，与中华民族在磨难中的苦痛交织在一起，但又以近代的欧西映衬中世纪中国，显示了先进与落后的不同。这种矛盾，曾使每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忧时之士在抵拒侵逼的同时又不能不以彼律己，省察自身，于是而有历时久远的中西之争和每一代人择取西学的不同命题。

——摘编自杨国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材料二   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

——摘编自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