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清代前中期，注重对边疆的治理。第一，从观念上看，它承认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之间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用中华固有的道德主义来看待边疆的民族，对边疆和内地采取不同的政策，体现了一种文化边疆意识。同时，针对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等地区，通过制定诸如善后章程之类具有较强的“自治权”的单行法规或基本法，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第二，在实践中，在确认民族性和实行相对自治的基础上，还强调边疆民族参与本民族政治的思．想。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参与式的“自治”，即将边疆民族地方的首领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制度之中，把其行政活动置于国家法律之下，并在此前提下让其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各种行政、法律事务。

摘编自冯建勇《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清朝政府边疆治理的特点并予以说明。

材料：1683年，康熙帝派施琅率领水师击败郑氏集团，进驻台湾。台湾“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随后，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意见分歧。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进民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他认为台湾“即为不毛之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輸，亦断断乎其不可弃。”在他的坚持下，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员管辖。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述评施琅对统一台湾的贡献。（要求：表述成文，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女真（后满族）人散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了羁縻卫所来管理当地女真部落，任用女真人为地方官，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管理和统治女真族地区。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推行朝贡制度化，给予女真人进京朝贡的凭证，加强了对女真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此外，明王朝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设立了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奴儿干都司，将东北地区纳入明朝版图。从辽东都司到奴儿干都司，明政府设置了45个驿站以传达政令。明政府还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巨船，以运载巡视奴儿干地区的士兵和军粮，从而加强了奴儿干地区与内地的水陆交通联系。

——摘编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1691年，康熙帝举行多伦会盟，规定：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加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力量。准噶尔部叛乱陆续被平定后，大小和卓兄弟纠集其他各部的维吾尔族上层分子于1757年发动暴乱，清政府迅速平定并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驻守，皆统属于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清朝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将蒙古壮丁编入满蒙八旗。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联姻不断，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巩固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对西方世界而言，1648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西方国际秩序由此奠定。和约规定：“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与此相比，同年发生于东亚世界的一个事件似乎微不足道：这年二月，清廷颁《时宪历》于朝鲜，九月，朝鲜国王派人赴京“学《时宪历》算法”，随后于国内一直沿用此历。不过，从东亚世界的内在逻辑看，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恰恰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材料二   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尼布楚条约》仅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充当翻译，参与中俄和谈。该条约使清朝对疆域、边界的认识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向西方近代国界的观念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朝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要求沙皇对其臣服，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

——摘编自李晨哲《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材料一 清朝是继承中国历代王朝传统而建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对边疆地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了适宜边疆各民族习俗特点的管理边疆事务机构，并适时地颁布了相应的法制。清廷中央管理边疆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与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各个施政部门分工明确。

乾嘉之际，《理藩院则例》修订告成，在边疆地区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活动，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清廷从边疆民族地区特点出发，实行“众建而分其势”的基本政策思路。一方面分化和削弱边疆民族各部上层权势，同时又刻意加以笼络和抚绥，如朝觐制度、满蒙联姻。乾隆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但在强调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制定特殊政策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各民族交流、影响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南疆实行的回汉隔离政策、在东三省和蒙古地区实行的封禁政策，迟滞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二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始于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面对广袤肥沃的土地，美国实行了以销售为主的土地政策。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同时特别注重发展铁路运输，1802年颁布《俄亥俄授权法》，规定公有土地的收入所得，按一定比例投入公共交通建设。……美国西部的边疆治理，还面临着如何使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移植到西部并成长起来的挑战。这既是美国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边疆治理成功推进的保证。美国政府还推行了“熔炉”政策，核心是是强调盍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但是“熔炉”理论并不像其描述的那样美好，甚至很多时候是极端野蛮的。以印第安人为例，建国之初的100多万印第安人到19世纪末仅剩下2万人。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