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粤海关志》明确记载：“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行商(时称“洋商”)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征税程序，从商人—税务人员之间的交往变为外商—行商—税务人员之间的交往，行商在征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设计在使清政府得以避免与外商发生直接接触、维持天朝体制的同时，也使其获得了稳定的巨额关税。在设计这种制度的过程中，既有避免和外人直接交涉造成麻烦的考虑，也有为不熟悉中国制度的外人提供方便的考虑。但就是这种制度引起了外商们的疑惧。

——摘编自任智勇《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

材料一   对西方世界而言，1648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西方国际秩序由此奠定。和约规定：“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与此相比，同年发生于东亚世界的一个事件似乎微不足道：这年二月，清廷颁《时宪历》于朝鲜，九月，朝鲜国王派人赴京“学《时宪历》算法”，随后于国内一直沿用此历。不过，从东亚世界的内在逻辑看，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恰恰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材料二   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尼布楚条约》仅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充当翻译，参与中俄和谈。该条约使清朝对疆域、边界的认识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向西方近代国界的观念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朝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要求沙皇对其臣服，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

——摘编自李晨哲《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材料一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 米不能久而不便大用； 钱近实，而易伪易杂； 钞太虚，亦复有泡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对于民众来说白银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最为关键的是，白银具有免于被权力轻易掠夺的货币本性，朝廷至少无法“印”出白银来。

——摘编自魏千志《明清史概论》

材料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摘编自《明史·食货志》

材料三 白银货币化的发展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征，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加深，生产日益商业化，工商业市镇兴起和繁荣……由于西北地区没有白银来源，该地区的农民为了纳税只能以谷换银。由于自然灾害，谷物收成欠佳，加之白银稀缺，此时却需要用比平时更多谷物才能换得纳税所需之银两，走投无路的农民因此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摘编自陈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