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学者沈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宋应星则指出：“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清高宗实录》记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摘编自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

材料二 晋商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票号，从票号转型为银行，晋商原本也有机会。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体系，慈禧太后治下的中央银行以及后来的大清银行，都曾想把经营中央银行的权力交给晋商，但是，晋商自己坚决拒绝了。

——摘编自郎咸平《中国商帮》

材料三 “宁波帮”做买办的收入很丰厚，然而他们并不像晋商那样，把钱都用于买地、买房甚至是窖藏。宁波商人除了满足一些奢侈的享受，主要把财产用于投资新行业和改造原有产业，如进出口贸易、近代航运业、近代工业和金融业。他们在这些行业大获成功，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上海的繁华，很大程度上都是宁波商帮开创和塑造的。

——摘编自梁小民《回望商帮》

材料一   明代海关税制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正德元年（1506年）之前为第一阶段，海关无任何税收，实行的是由官府高价收买的“给价收买”制。正德、嘉靖年间（16世纪前中期）为第二阶段，实行“抽分”制，即对“私货”按比例征收进口税，如正德三年（1508年）为十抽五、次年又改为十抽三、正德十二年（1517年）降为十抽二、即征收20%的实物税。自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后为第三阶段，由抽实物税改为收货币税（抽银），此外还增加了出口税。为防止外商不如实报货，从隆庆五年（1571年）开始，明海关启用“丈抽”的办法，即在丈量船只大小之后，按照船只的大小（吨位）抽税。

材料二   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廷逐渐认识到：大海是闽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福建禁止海外贸易是不可能的。隆庆皇帝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观点，即位后马上宣布准许在福建漳州有限地开放“海禁”，恪守了约200年的“海禁”政策终于被打破。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韩琦《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对明王朝的影响》

材料一   明嘉靖万历年间，民间海外贸易兴起，中国海商足迹几乎遍布东南亚。他们用瓷器、丝织品换取南洋的香料、药材和珠宝。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后，则用白银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瓷器。隆庆元年（1567年），明政府开放海禁，在漳州府月港设督饷馆，私人海上贸易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地位。明朝海外贸易，中国始终处于出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贸易逆差。海外白银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白银的总量，扩大了白银的流通范围。货币开始以白银为主……清初海禁前，“市井贸易，咸有外国货物，民间行使多以外国银钱，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清代前期各朝主要财政岁入一览表单位：万两（银）

——摘自《大清会典》

材料三   婚姻习俗发生很大的变化，索要彩礼的现象十分普遍，嫁资越加昂贵，男女的结合，都带有较为浓重的商品色彩。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载，浙江人蒋生行商至汉阳，看中了缙绅马少卿的女儿。蒋生本来以为“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怕婚事不成。马少卿却认为“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遂许婚。

材料四   一个不生产这种货币的国家却以这种货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必然会对国际进口产生强烈的依赖性。随着清朝鸦片的大量进口，白银不断外流，造成了白银供给更加短缺，对比较脆弱和已经出现银贵钱贱的中国货币关系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打断了中国货币制度正常发展的道路。白银为官方货币，百姓交税，国库收入，都是收白银的，而白银外流，导致市场白银缺少，那么白银就会涨价，但是人们的铜钱没有增加，这样就导致了通货膨胀。百姓的铜钱不值钱，人民就会贫苦，另外国家税收也会减少，导致国家贫困，政局不稳。

——摘自《论明清两代货币制度的缺陷以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