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西方世界而言,1648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西方国际秩序由此奠定。和约规定:“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与此相比,同年发生于东亚世界的一个事件似乎微不足道:这年二月,清廷颁《时宪历》于朝鲜,九月,朝鲜国王派人赴京“学《时宪历》算法”,随后于国内一直沿用此历。不过,从东亚世界的内在逻辑看,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恰恰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材料二 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尼布楚条约》仅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充当翻译,参与中俄和谈。该条约使清朝对疆域、边界的认识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向西方近代国界的观念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朝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要求沙皇对其臣服,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
——摘编自李晨哲《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