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西方世界而言，1648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西方国际秩序由此奠定。和约规定：“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与此相比，同年发生于东亚世界的一个事件似乎微不足道：这年二月，清廷颁《时宪历》于朝鲜，九月，朝鲜国王派人赴京“学《时宪历》算法”，随后于国内一直沿用此历。不过，从东亚世界的内在逻辑看，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恰恰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材料二   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尼布楚条约》仅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充当翻译，参与中俄和谈。该条约使清朝对疆域、边界的认识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向西方近代国界的观念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朝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要求沙皇对其臣服，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

——摘编自李晨哲《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材料一   1681年，康熙帝发布上谕：“从古行兵，未有不预操练者……今春秋二季，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以熟操练。”当时，噶尔丹强盛，沙俄勾结噶尔丹侵扰北部边疆。康熙帝在打败噶尔丹之后，为不动兵刃降服蒙古各部，决定设置一个展示八旗官兵实力的平台。经过两次勘察之后，康熙帝将这一地址选在处于三省交界地带的承德木兰一带，遂决定设置木兰围场。围场自康熙皇帝设置以后就有规制，常年驻兵并派员管理，“木兰围场栅界驻八旗，一营统五卡伦，八旗按方位部署，分守其境。”

——摘编白关青云《清代木兰围场设置原因考》

材料二   1689年，康熙皇帝北巡塞外，在围场北部的库尔奇勒河行宫正式批准《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皇帝在围场伊绵峪接见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木兰秋狝活动还带动了清朝皇室在这一区域的满蒙联姻和各民族生活上的互动，康雍乾时期，满蒙联姻273次，嫁与蒙古的皇家女246人，娶蒙古女27人。木兰秋狝活动汇聚了大量满、蒙、汉等各民族随行人员。乾隆之时，从猎蒙古王公多至百余旗。

——摘编自张红《清代木兰围场社会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材料   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南各民族聚居区实行“参用其土人”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土司又称土官，指由当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的宣慰使、知府、知州等职务。土司承袭在形式上必须经过中央批准，并承担缴纳赋税出兵助战等义务，且“世官、世土、世民”。《明史·土司传》记载“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可见明政府沿袭并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士兵办法。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清政府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随之进行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