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4千纪始，东地中海青铜文明包括西亚、北非、南欧三个亚区。这三个亚区的共性也比较明显——均流行青铜人像或神像，随之流行的还有青铜牛、印章、护身符、双翼斧等。青铜人像或神像多与祭祀活动有关，早期形体较小，晚期出现一些真人大小的雕像。人像的身份有法老、国王、神袛、祭司、祈愿者、献祭者、武士等，体现了东地中海青铜文明浓厚的神灵信仰和宗教氛围

材料二 亚欧草原青铜文明自西而东可分为东欧、南西伯利亚-中亚、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三个亚区。这三个亚区青铜器的类别与形制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东欧流行双刀战斧、横签战斧、板斧等，南西伯利亚-中亚流行弓背刀、钩刺矛、喇叭口形耳环等，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则流行管斧、铃首刀、铃首剑等。不过，共性更为明显，比如武器十分发达，工具、装饰品比较常见，晚期都流行马具和鍑，还有动物装饰艺术。

材料三 公元前3千纪末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纵观中原青铜文明可以发现，以容器为核心的特征始终未曾改变，只是在细节上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器类方面，夏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容器以爵、斝、觚、尊、自、罍、觥、壶等酒器为主，形成了标识身份等级的爵觚制度、流行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等传说类动物纹饰，罕见人物形象；西周中期至战国时期，青铜容器以鼎、鬲、簋、篮、敦、豆等食器为主，形成了秩序分明的鼎簋制度和编钟制度，流行窃曲纹、鳞纹、环带纹、蟠螭纹、蟠虺纹等抽象纹饰，偶见人物形象。中国青铜文明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青铜器铭文众多，尤其是有很多长铭文的青铜器。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夏文化进行探讨。几十年来，经过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深入广泛的研讨，到20世纪末，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仅其上、下限稍有分歧），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是早商文化。随着新的14C测年数据的公布与西方学术观点的影响，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探讨出现了新动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归旧说，即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二里头文化前半是夏文化，是商文化。二是赞成西方学者长期以来的看法，认为不能随便指称某考古学文化为夏文化，不同意给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贴上夏文化的标签。原因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是夏的当时的文字材料。

——摘编自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先秦时期：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秦汉时期：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卜、简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隋唐时期：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两宋时期：“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元明清时期：忽必烈力主的“测羊肉”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摘编自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