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夏文化进行探讨。几十年来，经过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深入广泛的研讨，到20世纪末，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即认为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仅其上、下限稍有分歧），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是早商文化。随着新的14C测年数据的公布与西方学术观点的影响，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探讨出现了新动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归旧说，即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二里头文化前半是夏文化，是商文化。二是赞成西方学者长期以来的看法，认为不能随便指称某考古学文化为夏文化，不同意给二里头文化及其他文化贴上夏文化的标签。原因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是夏的当时的文字材料。

——摘编自刘绪《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先秦时期：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秦汉时期：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卜、简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隋唐时期：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两宋时期：“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元明清时期：忽必烈力主的“测羊肉”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摘编自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

材料：屈原（约公元前340或339年一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身贵族，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间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后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湘江流域。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屈原虽遭谗被疏，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楚都郑（今湖北江陵）被秦攻破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写出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著名诗篇，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