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殷墟卜辞来看，殷商时期的“帝令（命）”都属于外在之命，是上天意志作用于人间政治的结果，因此纣王曾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代商自立后，周人在保持“天”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赋予了其一定的人文主义的内涵，也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在周人的观念中，如果只知礼奉上天，却对民众的诉求无动于衷，是无法维持政权的统治来上契天命的，因为天与民是一体之两面，天意即民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以德配天”转化为“德以保民”。

——摘编自徐燕斌《西周的德性政治与合法性构建》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之初，诏丞相、列侯、二千石等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予禁止，受到武帝的赞许；其“天人感应”学说也为武帝寻找天人之征，拾遗补阙（缺），增强了武帝行使皇权的自信心。此后，武帝逐渐黜黄老刑名之言，为博士官置弟子，结业以后第其高下补郎中、文学等职，打开儒学利禄之门。与此同时，武帝仍任用酷吏打击豪强、整饬吏治等。当时人物如公孙弘（丞相）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张汤为廷尉，条定法令，用《尚书》《春秋》作为文饰，是为“文法”。汉武帝以后，汉宣帝、光武帝、汉明帝等都重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

——摘编自白兴华《论秦汉政治思想的演变》

材料一 公元前4千纪始，东地中海青铜文明包括西亚、北非、南欧三个亚区。这三个亚区的共性也比较明显——均流行青铜人像或神像，随之流行的还有青铜牛、印章、护身符、双翼斧等。青铜人像或神像多与祭祀活动有关，早期形体较小，晚期出现一些真人大小的雕像。人像的身份有法老、国王、神袛、祭司、祈愿者、献祭者、武士等，体现了东地中海青铜文明浓厚的神灵信仰和宗教氛围

材料二 亚欧草原青铜文明自西而东可分为东欧、南西伯利亚-中亚、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三个亚区。这三个亚区青铜器的类别与形制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东欧流行双刀战斧、横签战斧、板斧等，南西伯利亚-中亚流行弓背刀、钩刺矛、喇叭口形耳环等，中国北方-蒙古高原则流行管斧、铃首刀、铃首剑等。不过，共性更为明显，比如武器十分发达，工具、装饰品比较常见，晚期都流行马具和鍑，还有动物装饰艺术。

材料三 公元前3千纪末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纵观中原青铜文明可以发现，以容器为核心的特征始终未曾改变，只是在细节上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器类方面，夏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容器以爵、斝、觚、尊、自、罍、觥、壶等酒器为主，形成了标识身份等级的爵觚制度、流行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等传说类动物纹饰，罕见人物形象；西周中期至战国时期，青铜容器以鼎、鬲、簋、篮、敦、豆等食器为主，形成了秩序分明的鼎簋制度和编钟制度，流行窃曲纹、鳞纹、环带纹、蟠螭纹、蟠虺纹等抽象纹饰，偶见人物形象。中国青铜文明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青铜器铭文众多，尤其是有很多长铭文的青铜器。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变化（节选）先秦时期：贵族饮食有“八珍”之说，对用料、烹饪、数量、餐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士大夫之下“不以鼎食”。秦汉时期：外来食物黄瓜、菠菜、胡萝卜、简香、芹菜、扁豆、大葱、大蒜登上国人餐桌，炸油饼、芝麻糊、烧饼等受到热捧。隋唐时期：士人任官或升迁举办“烧尾宴”招待亲朋同僚，意指“鲤鱼跃龙门，烧鱼尾升”。唐诗中还大量提到西域胡家酒店和胡姬。两宋时期：“北麦南稻”的饮食结构发生变化，烧饼、饺子、包子、刀削面等散布于江南市镇，通宵达旦沿街叫卖。元明清时期：忽必烈力主的“测羊肉”火锅风行全国，“乳扇”也由蒙古大军带到大理；朱棣迁都后，实现了“南京板鸭”与“北京烤鸭”的混搭。美洲马铃薯、玉米成为底层国人充饥的主食。顺治、康熙时代的“满汉全席”则将中华饮食文化推向新高度。

——摘编自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

材料蕴含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诸多信息，自拟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