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夏、商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在强调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前提下分封诸侯。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天下”“禹迹”为核心的疆域认同。在“天下”范围内，正统或共主地位成为历代王朝的共同追求。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最初体现为天命观。西周铭文及《诗经》《尚书》，皆称文王、武王“受命”。“受命”的关键是敬德保民，天命所归必是民心所向。春秋时期，诸侯亦可称先祖“受命”，“天命”不再是周天子专利。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追慕夏人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中原诸侯亦以“诸夏”自居，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管仲也强调“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面对春秋战国混乱的秩序，齐桓公“一匡天下”，楚庄王问鼎中原，皆有一统天下之志。兼并战争带来连锁反应。战国七雄纷纷变法图强。变法的主题不外乎强化君主集权、尊贤、尚法、富国、强兵。在时代巨变中中央集权已呼之欲出。春秋战国商业空前繁荣，商人活跃于各诸侯国间，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商品贸易。无论是中原诸国还是与“蛮夷戎狄”杂处的秦、楚、吴、越等，都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汉字系统、文化典籍和礼乐文明。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融合与扩大。

——摘编自陈民镇《春秋战国的基本走向》

根据材料，围绕“春秋战国社会转型”自拟一个恰当的论题，并运用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提取表中信息，围绕“科技与生活”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吕思勉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其一，周秦之变。先秦为封建时代，秦汉以后是郡县时代，“其情形显然是不同的”。其二，新莽败亡。自东周进入乱世，周秦诸子皆谋挽教世运，直至新室王莽推行社会全面改革失败，此后不再产生根本改革社会的思想和行动。其三，盛唐结束。唐宋之际中国文化发生转变，唐中期之前未脱离胡化性质，安史之乱后则在政治与学术上恢复汉化，宋学虽大成于庆历之世，实则导源于隋唐之间，继盛于元和之世，到庆历间，已是其成熟之时了。其四，西学东渐。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优势遭到严重冲击，这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大变局。

摘编自李波《吕思勉的中国史观》

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诸子百家言论摘编

材料二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   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夫德者 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 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 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资治通鉴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

材料一   荀子针对当时出现的见利忘义、义利关系混乱、以利害义等不良社会现象，从治国之道的角度提出了具有独特内容的以义统利的理念。在荀子那里，义与利是人们社会生活必然存在的两个基本方面，“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好利是人的天性，所以求利主要是以个体为承担主体的，是所有个体的行为。荀子认为社会公职地位的分配不应该靠个人的出身，而应该取决于个人遵循礼义的情况。荀子把以义统利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只有用义的要求作为标准，用义先于利的原则来引导，个人才既能够实现义，又能够实现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生存，这样才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

——摘编自刘敬、鲁张彬《荀子的以义统利治国理念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   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义利关系一直是一个核心问题。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代表，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义”的理念贯穿于《墨子·贵义》全篇。“利”是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自身之利，墨子站在小生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义利并重的伦理原则。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言论。《贵义》篇中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义贵于身也”，即在万事万物中“义”是最宝贵的，甚至比肉体和生命还重要。墨子还认为发展生产，为民兴利才是出路，他十分反对重农抑商，墨子在《贵义》篇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

——摘编自苗新雨《义利并重：论墨子之义利观》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四家各自提出鲜明主张，可谓各有千秋且相互“争鸣”，儒家秉持积极入世之态度，而道家则力主出世。在对待民众欲望方面，四家亦有所“争”。法家与儒家、道家不同，并不主张寡欲或无欲，而是承认人的欲望，提出“设民所欲，以求其功”。韩非更是对儒家的“德政”和“仁政”予以批评。墨家同样对儒家的一些主张提出批评，成为孔子思想的反对者。道家则兼采儒、墨两家之长，同时又对其进行批评。

——摘编自张俊、苏莎《由“乱”而进于“平”，由“争”而趋于“鸣”—对“百家争鸣”的一点思考》

材料二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书，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要求限期交出并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以法为师。

——据司马迁《史记》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