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罗马国家筑路的成就是举世闻名的。罗马广场的黄金路标，刻有帝国主要城市的名字以及它们同罗马的距离，象征着世界上的一切道路都汇合到这里。据统计，到公元2世纪时，帝国境内的硬面道路已有372条，总长度达到8万公里。与陆路交通相辉映，罗马国家的海上交通线也相当安全便捷。古罗马国家极盛之时地中海俨然已成为其内海，船舶吨位达到一千吨，顺风时每小时可航行五海里以上。有学者研究表明，那时的海上交通比之19世纪开始之前欧洲任何一种交通都快捷，而就其舒适和安全而论，也并不比我们今天相差很多。

——孙宝国《古代罗马社会新闻史简论》

材料二

——摘编自张卫良《工业革命前英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

材料三   20世纪以来交通运输的新变化对民众生活及社会变化有重要意义。《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认为，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物质文明的进步，包括食品、服饰、住房、日常用品诸多方面，就其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著性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与交通现代化相比。其中“新式交通与社会观念”一章的主要目录如下：

——摘编自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社会变迁：以民国浙江为中心》

材料一   秦汉时期，在思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妇女所受到的思想约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妇女必须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这使她们具有完整的社会性成人身份。由此带来的社会现实便是秦汉时期的妇女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劳动中。所以秦汉时期的妇女不仅拥有较高程度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在财产的继承和支配、婚姻的自主等其他方面也同样享有较多的权利，而这些正是她们和封建社会后期女性相比拥有较为优越地位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岳岭《秦汉妇女权益和地位研究》

材料二   罗马实行的是嫁妆婚姻，它对于妇女而言不仅仅是获取陪嫁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嫁妆参与了社会财产的分配，嫁妆是古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一种形式。遗产继承制度给予了妇女更多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的处置权，它是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另一种形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冲破法律限制享有着更多的权利：有的妇女在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有的妇女可以买卖土地，参与动产和不动产的经营。

——摘编自何越《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研究》

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