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打击之后，儒家学派艰难地维持了下来，阴阳家学派的主流则从此渐渐湮没无闻。汉初儒家学派的主要精力在于对儒家经典及解释史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与传永。此时真正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居于指导地位的是黄老道家。直到汉武帝朝董仲舒等人的出现，才改变了儒家在思想界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受人冷落的局面。

董仲舒是正统的儒家学者，但他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的许多提法，已去孔子、孟子甚远。最突出的就是董仲舒用阴阳五行、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儒家天人体系。董仲舒宣称“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枯，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不仅调整人间秩序，鬼神和一切生命体都在其规范之中，可以说是无所不包。这固然是儒家在黄老刑名之学和帝制皇权的挤压下，适应时代形势需要所不得不进行的调整，然而董仲舒对孔孟之道作出这样的改造，也会有稷下齐学邹衍等学者思想影响的因素。

——摘编自杨衍、陈民镇《从清华简看阴阳家与儒家的交汇》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汉代主流思想演变”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逻辑清晰，表述完整。）

材料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到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将法律与道德统一化。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人治”思想，是同法治思想根本对立的，这并不完全符合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中国古代的法家就曾经有针对性地指出过这一点。然而，法家又因此而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表现为不加分析地反对儒家的“德治”思想，否认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重要作用。我个人认为，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联系在于：法治是传播德治的有效手段，德治是法治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

——摘编自齐京涛冯靓《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从材料中任选一个角度，围绕“德治与法治”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摘编自黎池《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表中任选一个阶段，提炼一个主题并加以阐述。（要求：主题明确，论证合理，条理清晰）

①改革币制   ②盐铁官营   ③“废井田，开阡陌”   ④向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

材料一   汉武帝为了使国家金融要脉由中央政府控制，将郡国铸币改为中央政府铸币，发行五铢钱，并将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官，实行统一销售和生产，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各郡国设立均输官，主要负责运输贡纳物品；推行平准制度，平抑市场物价……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农业经济的稳定，带来较多的社会问题，如小农背本（更换职业）、豪强商贾崛起和土地兼并等；各诸侯国势力的不断增强，引发了反叛中央的战乱；匈奴对中原的不断侵袭致使汉武帝必须动用武力击退匈奴，而战争产生了较多的军事费用；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汉武帝必须不惜一切财力救灾治险。

——摘编自张伟《汉武帝实施新经济政策因素分析》

材料二   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   秦汉政治军事一统天下的历史，质言之也是农业地域性拓进的过程。秦汉帝国以农战并天下，重农而富强，农业为国家立存发展的脊柱。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中提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汉立国后，天下疲敝，汉政府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颁布“复故爵田宅”令，大力扶植农业经济；汉惠帝时，“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文帝时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未完成的伟业，领导帝国继续开疆拓土，经过数十年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终于“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秦汉帝国不仅在中央设置专门的农业官职和管理机构，在地方又置大量农官行政系统，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耕、推广技术、凿灌溉渠、治理水患等。各级官吏也有权对农业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制度上保障了农业功能得到全面实现。

材料二   汉继秦而兴，再次一统全国，经数代潜心经营，国家逐渐走向强大。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兴文教，昌武功，一个立国于中原，以汉族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以“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为统治范围的帝国统治模式也随之确立。秦汉“大一统”局面在形成过程中孕育出强劲的中央集权体制，为农业开发和经营边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早在夏商周就已萌芽的重农思想不断发展，衍生出的理论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又受社会、经济、地理、科技、交通等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政权的承认与强化，维持了帝国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

——摘编自胡岩涛徐卫民《“大一统”视域下的秦汉帝国西北农业开发》

材料一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不晚于西周时期。此后，中华文明进入各民族内涵式交融的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结束战国时期地方割据的局面，并不断推进全国性的经济统一、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从而使创造中华文明的主体民族人数越来越多，内部凝聚力越来越强。至公元2年，汉族的人数已近6000万，占当时西汉总人口的9/10。此后，虽有王朝更替和社会变革，但中华文明交往交流的步伐更为稳健，交融的成果更为显著。

材料二   在西方，罗马是后起的文明国家。最初，罗马势力很小，属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后经过近250年陆陆续续的对外战争，征服了意大利；接着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彻底摧毁了海上强国迦太基，确立西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此后，又经过一系列征服与吞并，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灭亡了塞琉古和托勒密王朝，彻底征服了叙利亚和埃及王国，成为跨多个古代文明区的大国。奥古斯都去世后，罗马的疆域虽有所改变，但基本版图已经奠定。公元2世纪的史学家阿庇安认为，罗马帝国的疆域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帝国的领土面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杨共乐《从比较的角度看罗马文明的三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