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国商鞅变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富国强民”的法家政策在秦得到实现。秦国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战国时期，国都未被他国攻破的只有秦国。秦国内部纷争较少，从秦献公时起的150年中，献公、孝公、惠文王、昭王、秦王嬴政几代君主在位的年代比较长，内部相对稳定。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但也没有因王位的继承而引起内部分裂。总之，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造成的结果。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他所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有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是“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 战国时的儒家虽为“显学”，但并不为统治者所信用。面对政治新体制的出现，荀子开始有意识地改造儒学，使其思想呈现出儒法融合的特征。秦朝灭亡，儒家从沉寂重新走向前台，荀子的后学既坚持儒家的仁义、孝悌、德治等文化价值，又吸收融合了法家、黄老思想的合理成分。如陆贾既强调仁义是政治的根本，又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这些思想尚未形成新的体系，显得零碎而不成熟，但其中许多合理成分后来都被董仲舒吸收融合，他以儒家“公羊春秋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框架，融合诸子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轴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董仲舒对以前的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它是一个在更高阶段上融合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新的大一统帝国也经过不断地选择实验，最后以它来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秦朝正式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农政策。汉承秦制，继承这一思想并采取经济立法的形式实行盐铁专卖和手工业官营之制，彻底制约工商业发展，“法律贱商人”的格局形成，其抑商之法亦为后世所模仿。宋代因财政匮乏，实行国家专卖禁榷制度，禁榷范围扩大到除传统盐、酒、茶外、铁煤、香料、宝货等均被列为禁榷物种，专卖所得成为宋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明清时期，官府为了垄断食盐、茶叶等专卖商品的市场交易，发布各种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专卖制度，禁止民间商人自由经商。同时，立法严禁私人从事海上贸易，实行“海禁”政策，沉重打击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对后世造成严重影响。

——摘编自秦语萌《制度经济学框架下重农抑商政策的变迁》

材料二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中叶，主张通过少进口甚至不进口的方式，阻止本国金银财富的流出，政府也通过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货币和金银财富的输出。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则是重商主义的第二阶段，即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主张通过保持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更多的金银财富流回本国，通过对输出的原料收高关税，对输入的原料实行减税或免税，支持本国出口工业的发展。

——摘编自张忻怡《论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材料三   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斯密最早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提出了创造交换价值的是社会劳动。……他盛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他奠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要让“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自然秩序”不受干扰的存在，不要用人为的制度去加以控制。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