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推明孔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充分继承并发展孔孟荀的思想主张，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新儒学理论体系。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说，就深受孟子、荀子人性论的启示和影响。虽然董仲舒在构建他的思想理论体系时也吸收融合诸子思想，但这种吸收和融合只是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是为了辅助和巩固儒家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第二、在国家选士、教育内容和统纪法度上向汉武帝建议以儒家经学为统一标准。“推明孔氏”将儒学从与诸子百家平行的位置提高到主导的位置，使儒家学说地位得以提升，为其成为“一尊”奠定基础。

——摘编自欧亚琴《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建构》

材料二   唐代佛教大盛，儒学门庭冷落，“不过，儒学在中唐后仍然出现了一些生机”。这生机之出现，便有韩愈及其弟子之力。特别是韩愈，他不遗余力地抑制佛教的强势发展，接续道统，与佛教争正统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唐儒学复兴运动。中唐儒学复兴之生机，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撼动佛教，但却“为宋明时期儒学的再度复兴作了思想的铺垫”。正是韩愈崇儒排佛，创建并守护道统，儒学才能在唐代儒释道三元一体的大格局下保持正统地位，进而使得宋代充满文化自信，在其频遭游牧民族入侵、民族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仍能坚守儒道，并吸收禅佛思想而创立宋明理学，儒学也得以再度复兴，走向辉煌。

——摘编自甘也达《韩愈刺袁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

材料 在长达数世纪的分裂与战乱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民间普遍信仰鬼神，道教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由于各割据政权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这一时期的地域性特征愈发突出。地域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经济和政治格局，也深刻塑造了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民族分布和社会风俗等。而思想的解放和民族的交融，共同推动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交融，

——摘编自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