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儒学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方儒士大多濡染玄风，注重探寻玄学义理；北学严守汉儒传统，注重名物训诂。

南、北儒士研习经书，偏重不同的注本（对儒家经典的注释本）。以《左传》为例，南朝流行“杜预注本”，北朝流行“服虔注本”。然而，南梁崔灵恩常引用“服虔注本”来诘难“杜预注本”，引领论辩之风。北魏有名儒“兼读杜、服，隐括（修订）两家，异同悉举”。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常互派使节，他们也往往借机相互考校儒学。

隋灭陈后，将大量士人迁至北方。隋炀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洛阳）之下”，胜出者多为南方儒士。其后他们大多在北方活动和授徒。唐初，“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唐太宗下诏统一五经文本和注释。孔颖达兼采南北，撰成《五经正义》，高宗时颁行全国，成为官方经学定本。

材料：公元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郑、卫、晋等中原诸国。季札对于各国贵族视为“文明”象征的乐舞与歌诗，皆能一一点评，得其精髓；对于各国政治现状，他也能作出准确的研判。各国原本视江南为蛮荒之地，为“文身断发”的“夷人”聚居之处，季札的到来让他们眼界一开。

季札出使途经徐国，知道徐国国君对他的佩剑十分喜爱，只因要出访他国，未能相赠。季札返回途中至徐，徐君已死，他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从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季札说，我当初知道徐君喜爱我这把剑，“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背）吾心哉”。其父吴王寿梦认为诸子中季札年龄最小却有贤能，指定他继承王位。寿梦死后，吴国人坚决要求季札即位，但季札坚拒，“弃其室而耕”，最终王位由其长兄继承。季札被历代儒者尊崇为“贤人”。

——据《史记》等

材料：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