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世界文化遗产荟萃 
材料 
重庆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现存约 5万余尊，以佛教造像为主。石刻中的“牧牛”“醉酒”“养鸡女”等雕像，是生产和生活的生动表现，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菩萨不披袈裟，头着花冠，身饰缨络，颇似一尊宋代仕女像；另一尊母子像，母亲头包青丝帕，坦胸露乳，怀抱一男孩作喂奶状。这种头包丝帕的习俗，至今仍在大足边远农村地区沿袭。而“父母恩重经变图”共10组雕像，包括怀孕、临产、喂奶、母子同床等画面，并刻偈语：“三千条律令，不孝最为先，人间遭辟历（霹雳），地狱饮洋铜。” 
在一处接连开凿的三个洞窟中，居中一洞为佛像，佛左右侍立十大菩萨；左为道君洞，太上老君像高洁古朴，左右侍立“大法”“真人”14尊像；右为文宣王洞，孔子头戴束巾，左右侍立颜回、仲由等十大弟子。 
——摘编自刘长久等《大足石刻研究》等

2.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宋代“精英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微。与之相对的“功德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缘，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教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佛导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编自陈雷《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

3. 宋明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践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诸多历史发展阶段中是最重视终极关怀和超越性的，因为它吸收了以往的思想特别是佛、道二家的理论，在对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的把握和体证上，都比前代更为深刻，特别是由于科举的推动，理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俗世性。其中，王阳明的诗句“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更是典型地表现了理学“超越性”特点。它从关怀、体证作为宇宙和人性本源的超越性出发，着眼于追求超越的过程中精诚、热情与勇气的培养，对社会中坚力量士大夫群体的精神修炼和人格塑造，所起作用很大。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格，对克服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纠治人类社会的诸多弊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张学智《宋明理学中的“终极关怀”问题》

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