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

2. 世界文化遗产荟萃 
材料 
重庆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现存约 5万余尊，以佛教造像为主。石刻中的“牧牛”“醉酒”“养鸡女”等雕像，是生产和生活的生动表现，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菩萨不披袈裟，头着花冠，身饰缨络，颇似一尊宋代仕女像；另一尊母子像，母亲头包青丝帕，坦胸露乳，怀抱一男孩作喂奶状。这种头包丝帕的习俗，至今仍在大足边远农村地区沿袭。而“父母恩重经变图”共10组雕像，包括怀孕、临产、喂奶、母子同床等画面，并刻偈语：“三千条律令，不孝最为先，人间遭辟历（霹雳），地狱饮洋铜。” 
在一处接连开凿的三个洞窟中，居中一洞为佛像，佛左右侍立十大菩萨；左为道君洞，太上老君像高洁古朴，左右侍立“大法”“真人”14尊像；右为文宣王洞，孔子头戴束巾，左右侍立颜回、仲由等十大弟子。 
——摘编自刘长久等《大足石刻研究》等

3.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宋代“精英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微。与之相对的“功德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缘，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教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佛导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编自陈雷《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