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佛道二教迅速发展，儒学已经远不如两汉时期兴盛。……唐初，太宗李世民立孔庙为国学，尊孔子为“先圣”，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大力推行儒学。唐太宗令颜师古撰写《五经定本》，颁行全国，成为官定统一课本。又令孔颖达等人撰写《五经正义》，此书在高宗朝撰成，完成了五经内容上的统一。此后注释儒经必须以此为标准，科举考试依此答卷。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陈寅恪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这种前后两期的划分及其特点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同时体现在文化学术方面。

——摘编自陈寅恪《论韩愈》

材料三   陈寅恪先生说过：吾国历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

——摘编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材料一   北宋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久旱。汴京城的安上门监（京城看门小吏）郑侠绘制《流民图》，并进言：“窃闻南征北伐者（用兵河湟，对峙西夏），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遑遑不给之状上闻者。臣谨以逐日所见，绘成一图……如陛下行臣之言（停止熙宁变法），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整理自《宋史·郑侠传》

材料二   “时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程颢）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变法施行后）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

“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保守派）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

——摘编自程颢、程颐《二程集》

材料三   由于改革派多来自当时已进入货币经济运作的南方社会，将劳役改为纳钱，借贷融资给农民和中小商人，甚至由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的构想与做法，都是因应这种新经济情势而起。但是南北经济的发展并不平均，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不深……而且偏重开源的做法的确几近为政府敛财，在实际执行上又不能完全禁绝官吏舞弊……再加上官僚为求业绩表现，强迫不想贷款者贷款。遂使得行政技术上的问题，也成了新法扰民的口实。

——陶晋生、黄宽重、刘静贞编著《宋史》

材料一   汉代儒学以董仲舒为主要代表人物。汉代儒学思想以主宰之天确立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法天立道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君权成为臣民绝对服从的对立性存在，这无疑使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在等级秩序中难以彰显。同时，汉代儒学假借天道以申仁义而使王道践行于世。至此，汉代儒家价值体系围绕天人之学在国家制度、施政方略、意识形态、伦理教化等诸多维度上得以普遍确认，儒学成为国家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也使其价值理念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得到切实贯彻的机遇与可能。

——摘编自陈鹏马兰兰《汉代儒学建制与王权法统的整合及主体精神的失落》

材料二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极盛时期，儒学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借助新的传播载体，获得更大的社会化影响。宋代蒙学读物在培养儿童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往往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灌输基本的伦理道德与生活常识，而此时大部分的蒙学读物都是出自理学家之手。赵宋王朝建立之后，落实以文治国的政策，为了网罗人才，宋代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科举录取名额，考试的内容逐渐向儒家传统经典靠拢，从而使宋代社会上读书蔚然成风。宋代统治者提倡家族式的同居，一些儒士往往制定一些家礼、族规将上层士人有关儒家思想与规则改造成民众活动的习惯以及宗族共同生活和交往的规则。

——摘编自《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