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史发展至两宋时期，生活风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生活风貌作为一切思想的本源，势必会造就两宋儒学兼具守成与开新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更深层面上维护着传统的皇权专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日趋滞固的“守成”儒学；但另一方面，它也潜藏着颠覆前代价值观念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代意味的观念，成为一种趋向现代性的“开新”儒学。这两种价值趋向在后世的儒学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是渐行渐远……明清时期，一方面，具有启蒙色彩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将通往现代的可能一步步彰显出来，对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批判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明清统治者通过对程朱理学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加强了思想钳制，使得儒家思想越发保守，而最终成为“吃人的礼教”。

——摘编自郭萍《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提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程朱理学产生后家国同构体的层次结构

——摘编自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从图中提取有效信息，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逻辑严谨）

材料一   班固撰写《汉书》时，沿循《史记》设《循吏传》，记载了六名循吏：蜀守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渤海太守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蓄）积，吏民皆富实”；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

——整理自班固《汉书·循吏传》

材料二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良吏传》中正传有41人，附传有13人，其中13人以“直谏”“劝谏”入传。“除暴安良”“战功卓著”“正直敢谏”成为臣僚入传的重要标准。北宋修《新唐书》，改《良吏传》为《循吏传》，正、附传共记24人，其中16人取用《旧唐书》。入选之人多为考课优异，有富民、缉盗、治狱、化俗、抚边等实绩的官吏。仅以“直谏”“军功”在《旧唐书》中入传，但缺乏治民政绩的官吏，或不取，或记于附传。宋元以后，“循吏”逐渐限定为“累领剧镇”“终于庶僚”的官吏；考课优异和民心民意是其最主要的标准。

——摘编自牛子晗《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材料一：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問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