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历史发展至两宋时期，生活风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生活风貌作为一切思想的本源，势必会造就两宋儒学兼具守成与开新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更深层面上维护着传统的皇权专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日趋滞固的“守成”儒学；但另一方面，它也潜藏着颠覆前代价值观念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代意味的观念，成为一种趋向现代性的“开新”儒学。这两种价值趋向在后世的儒学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是渐行渐远……明清时期，一方面，具有启蒙色彩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将通往现代的可能一步步彰显出来，对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批判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明清统治者通过对程朱理学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加强了思想钳制，使得儒家思想越发保守，而最终成为“吃人的礼教”。

——摘编自郭萍《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提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程朱理学产生后家国同构体的层次结构

——摘编自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从图中提取有效信息，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逻辑严谨）

材料一   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新型士人群体逐渐形成……北宋中期士人群体觉醒，一方面，儒学复兴旗帜的高扬，为学术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共政”的理念与政治格局，成为宋代文化的中心内容……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尽管政治主张颇不相同，却都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都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与胆魄。

材料二   新的士类在近代中国的大批出现，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新陈代谢。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新陈代谢不仅表现在新的士类在数量上的激增，更表现于时代发展对旧的士类的淘汰……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诗书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新式知识分子则成了时代的骄子，他们尖锐地掊击王朝秩序，又向社会传播各种新的观念意识……他们成为20世纪士类的主流。

材料一   程颢、程颐，世称“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理”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朱子语类》（卷十三）中指出，“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天理人欲，几微之间”。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材料二   宋代儒学复兴思潮的核心问题有三点：从儒学内部而言，是用义理之学取代章句之学，这是经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宋学与汉学的分界线；从儒学外部来讲，是要用儒学之道取代以佛老为代表的各种异端，力图使儒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第三点则是要用有为之学取代无用之学。复兴之儒学我们称之为新儒学，它不仅是一个新的开放型的解释体系，更是新儒用以经世致用的大法。只有将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完整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所以说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的。

——摘编自刘复生《北宋儒学复兴要“复兴”什么》

材料一   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发展示意图

材料二   就宋代儒学而言，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主要包括内外两个层面：就外而言，是要排斥佛道二教，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承接先秦儒家的传统，站在理论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家哲学形态，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内而言，是要抛弃汉唐传统儒家粗疏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态，从儒家原典中发掘新的思想材料，并以之为出发点，对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资料进行整合，把儒家经学从原来的训诂之学引向义理之学，进而建立起以伦理道德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儒家哲学。

——摘编自徐洪兴《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材料三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读书、写字、饮食都作了道德规定。

——樊树志《国史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