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根据材料，结合春秋战国时期所学知识，围绕“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自拟论题，并进行简要的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诸子百家言论摘编

材料二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   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夫德者 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 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 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资治通鉴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

材料一   根据历史记载，夏朝政权的中心范围是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或者说河南中部这一带。这个区域也发现了很多考古学上的“文化”，最有名的就是二里头文化。很多人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的，但也有些人不太同意，说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商朝早期一些人或者是史前时代另外一些人留下来的。这里有争议，主要因为没有发现能够辨认的文字，如果有文字就可以说明问题。

夏朝后面就是商朝。商朝没有问题了，它有文字——甲骨文，它的遗址也被发现，它的各种青铜器、墓葬都有发现。可以看一下夏和商的区别：夏中心区的位置比较靠西，而商的中心区比较靠东。历史上记载商朝由东方来的一批人建立，整个位置比较偏东，以后的周朝又比较偏西。中国古代文明中心有一个东西摇摆的过程，中国古代政权的战争也好，争夺也罢，在很长时间里也是东西对打而不是南北对打，和后来不太一样。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与特征》

材料二

——摘编自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

材料一   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摘编自《礼记》

材料二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

材料四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地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