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元朝行省的划界原则，一改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做法，明确以犬牙交错为主导，目的是从根本上消除行省赖以自重的自然地理之险、区域经济之利、一方民众之心，这在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腹里乃中书省的直辖区，地近京畿，位置重要。为了打破太行山之险，让腹里地跨太行山东西两侧，合并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等地。为了打破南岭之险，采取南北纵切的方法，让湖广行省越过南岭而有广西之地，又使江西行省跨过南岭而有广东之地。

——范红军《元代设行省如何加强了中央集权》

材料二：各地财赋集中于行省，行省把大部分财赋解运京师上供朝廷，少部分则与各省留用，其中中央与地方财赋分割比例为7：3……在行政的另一方面——命官权和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可以说元代的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通常，从七品至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参知政事等  审核，每月举行一次。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二品以上则“选自特旨”，由皇帝根据需要选拔。……在军事方面，行省是元代地方诸官府中唯一握有较大军权的机构，但调动行省所属军队的批准权，集中于皇帝一人，行省只能遵照朝廷的号令行事。

——赵军英《论元代行省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材料三：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化”和“无所寄任”为基础，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服务的。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行省制在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作用”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材料一   元朝建立后，中西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欧洲与中国的交往开始正式见诸欧洲人的游记、书信，这些游记、书信的作者既有教皇的使者，也有个人游历者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主要集中于繁荣富庶的城市经济和令人羡慕的百姓生活。毫无疑问，他们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都把目光投向中国各地城市，中国城市不同于欧洲城市的布局和活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也让他们把优美的词汇放在了对这些城市繁荣富庶的描写上。

——摘自赵凤玲、郑涵语《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

材料二   马戛尔尼使团原来打算调查中国的科学和工艺，因种种限制，没有获得成功，开放通商的目的也没有达到，无疑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但这是中西文明难得的一次碰撞机会，使团成员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科学使命的一部分，英国使团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乾隆皇帝和大臣感受英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就，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摘编自韩琦《礼物、仪器与皇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科学使命及其失败》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都城选址既是地理选择，也是政治选择。所有选择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保证长治久安。长治久安不仅在于时间，政治上靠近“龙兴之地”、经济上保障供给、文化上拥有根基、军事上控内御外，均在其中。 

材料一 三河^①地区古都的朝代及区域分类 

①注：“三河”指河东、河南与河内三地。河东指今山西省临汾、运城一带；河南指黄河中游东西走向以南的附近地区；河内指黄河中游东西走向以北、太行山东西走向以南的地区。 

材料二 西周至北宋、南宋至清朝时期主要都城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迁移轨迹 

材料三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 

——金朝官员梁襄

材料一 从汉朝到唐朝，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它们虽盛极一时，但其政权组织却是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之上，并没有打破氏族或部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血缘外壳。这种国家被称为“部族联盟国家”。在部落联盟国家中，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与被征服者未能融为一体。一个统治民族在比较强盛的时期，能够控制草原上许多不同民族、部族，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建构起来会很快：但是一旦发生问题，比方说严重的天灾，或严重的内江，那么解体得也非常快。因为那些被控制的部族原本的基础并没有被打乱，当统治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本被统治的那些部族马上可以组织起来，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所以草原上这些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尽管一时强盛，往往是旋兴旋废，起得很快，落得也很快。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二 成吉思汗将其部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方式加以编组，委任了各级长官。蒙古国建立后，将所有的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编制起来，这种制度具有兵民合一的特，点，是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编组千户时，大部分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尤其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族，基本都被拆散，分属于不同的千户。这样，千户、百户制度实际上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蒙古国百姓通过这一制度被纳入严密的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接受赋役征调。千户百户制度瓦解了草原上的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