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以上三幅图片体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地方管理制度。任选两幅图，简析其代表的两个时期地方管理制度的变化。（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材料一 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当时的“中国”是指以“九州”为主的汉族聚居之地，大体上就是指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和长江、珠江流域，并不包括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中国之人”主要是知“礼乐”、服“衣冠”、从事种植农业的汉族，少数民族也不在其中。如果说汉唐统一的是农耕地区，那么元朝统一的便是农牧两区。从此，女真人的金国、党项人的西夏、契丹人的西辽、藏族人的吐蕃、汉民族的南宋全部被蒙古人统一在了一个政权之下。“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古、色目等众多民族，其文化意义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乃是“中国”主权行使，可以是汉族政权，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元朝同时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元朝建立的意义，在于从此中国不再只是汉民族的“小中国”，从此中国开始变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

——摘编自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材料二 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朝的历史并开启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构建进入实践阶段，并与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相伴而行。一方面，为了适应民族国家体制对社会身份的要求，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对人口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改造，将臣民转化为国民……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决策层便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并且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皆围绕中华民族来加以论述。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本身与国家的直接而有机的结合，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发展的未来目标直接等同，所以，国家发展目标可通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加以表述，并且要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建设及塑造来实现。

——摘编自周平《中华民族的再认识》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

序号 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