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评析诸葛亮的抱负时说：“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在此，“中华”是以北方中原地域为核心的国家内涵。裴松之生活于南北政权分裂的时期，其论述亦体现了东晋士人对“中华”一词的国家地域认识。“中华”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中开始出现并在此之后大量涌现，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摘编自张宏超、苍铭《“中华”一词的概念史研究》

材料二   “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他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然而，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从东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到南北重归于统一、“中华”涵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一   

材料二   “版图”意味着土地和户籍人口，土地即为有形的疆域空间；户籍人口则是一个政权维持下去的统治基础，即：士农工商四民阶层。……从积累性统一的角度看，汉唐宋元明诸朝代已经解决了对大约年降水量400mm等值线以内（有形的空间界限是长城）的农耕区疆域的有效控制以及通过意识形态、君相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上的制度创新推动了士阶层内部整合的问题。那么，清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有两个：一是对年降水量400mm等值线以外的农牧混杂区疆域的有效控制；二是推动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整合。如此在有形的疆域及无形的社会整合两个层次上最终奠定版图。

——摘编自税光华《单元间的整合与深度教学——以“清朝版图的奠定”为例》

材料一   在司马迁笔下，不论历史人物是贫贱还是富贵，也不论其最后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有可称道的道德表现或事功作为，就会进入他的视野。对事功充分肯定，但不作为最高标准。司马迁讲究“天人关系”，沟通“天人关系”最为重要的路径是“善恶”，尤其是大善大恶。这在《史记》中有明确表述，例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

———高希中《司马迁历史人物评价理念试析》

材料二   今介甫为政……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司马光《传家集》

材料三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适应于时代之。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材料一：

多维视角下的隋代政区改革高祖（文帝）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到）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

——《隋书》卷29《地理志》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材料二：

研究行政区划至少与三个学科有基本关系，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政治学。行政区划不但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且是一种历史现象。行政区划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没有哪一个政区不是前代的沿袭或变革。

行政区划又是一种地理区域，是一种人为的空间概念，它的存在与变迁都与其他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既是划定于地球表面之上的，当然要与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而行政区划之中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包含了人文地理环境。

行政区划又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发生行政关系的产物，行政区划的变迁往往是政治过程造成的，也就是说，政治的需要往往是行政区划变迁的主要原因。

——摘自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结合隋代政区改革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