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朝宋人裴松之在评析诸葛亮的抱负时说:“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在此,“中华”是以北方中原地域为核心的国家内涵。裴松之生活于南北政权分裂的时期,其论述亦体现了东晋士人对“中华”一词的国家地域认识。“中华”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典籍中开始出现并在此之后大量涌现,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应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
——摘编自张宏超、苍铭《“中华”一词的概念史研究》
材料二 “中华”一词出现于西晋末年并非偶然,它是原中原地区的朝臣、士人为将中原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同胡族及其他文化相区分而产生的一个自我称谓。然而,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从东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到南北重归于统一、“中华”涵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入唐以后,“中华”一词广为流行,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中国的名号。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