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中的“抗战文化”

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达延安进行战地采访，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文中对边区的一场集会有这样的描述：

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月亮底下到一个圆形的戏场参加一个集会，一队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将表演现代化的土风舞，展示他们在南泥湾的成就。布幕上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画像，布幕前面有一个乐队拿着稀奇混合的古今乐器奏着轻软和谐的音乐。那些跳舞的人则声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一个刚到边区来的游民出场了。他唱着，“我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地，没有家庭。”这个游民从舞台上的一边望着一群抬锄耙的兵士出场。他们是刚从田里回来的。一个女人从另外一边出场。她说，“到我家里去，我烧饭给你们吃。”兵士们向她道谢，然而拒绝了。这女人赶忙说道：“我的邻居听见你们经过这里，我不请你们吃饭，他们看得起我吗？”兵士们却笑着说：“多谢多谢，可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走出去，看见游民。“你是外乡人吗？吃过没有？要是没有吃过，来，跟我们去”。那游民露着惊愕的模样。“这就是八路军”，他说着就跟着他们走了。

——据福尔曼《北行漫记》

提取材料信息，谈谈你对“抗战文化”内涵的理解。

材料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将组建群众团体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群众团体并非华中抗日根据地首创。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就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华中特别是江南地区虽然并非红军活动的中心地带，但中共在游击战争中对群众工作非常重视，“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实践使红军和广大农民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关系；抗战时期，群众团体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底，苏南地区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建立不久，就有60多个乡的农抗会先后成立，5万多民众参加了抗日组织。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很好地处理了党的领导和群众团体自主性的关系，才使群众团体在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将领彭雪枫指出：以这些民众团体作为协助政府的基本动力去广泛深入地在民众中进行战争动员，协同政府，帮助军队，切实地组织男女老少“各尽其能、各献其力”的组织，如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等。加强他们组织，训练他们技术，能做到一声呼喊，万山响应。

——摘编自汪效驷《组织与动员：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加以阐释。

材料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进行评析。

材料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下图）位于吉林省磐石市区西侧20公里处。1933年初，磐石中心县委和时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的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红石碰子地区创办后方医院、修械所及印刷所等后勤机构，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抗日游击区，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情况来看，可以将红石砬子遗址内发现的遗迹分为四类：第一是以上溶子内主的哨所性质遗存。第二是以火烷房址为玄的居址性质遗存。第三是以性过为主的战斗工事性质道好，由于面积较小，可能是？型的战斗位。第四是以以台地为主的营训性质遗存，可能用作集合、操练会议等。……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依托自然环境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简单军事防御体系，利用简陋的武器依托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摘编自李宁宁、孟庆旭：《从红石砬子遗址看吉林省乐北抗联设址》

材料一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材料二   

——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材料一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一届参议会。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共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有商人、地主、富农的代表。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Ⅱ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参议会表决通过。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集政府和参议会常驻议员中的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局高干会的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批评与意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人民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在各级参议会开会的时候，人民大胆地批评政府，积极提出意见。

——摘编自薛锋、贾民伟《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人民性论析》

材料二   1948年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一致要求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沈钧儒：在当前的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至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筹备召开新政协的有关事项取得一致意见，并成为新政协筹备与召开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编自崔利宏、樊祎冰《西柏坡时期协商民主实践及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