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度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由于边区人民多数生活贫困，边区政府提出增加农贷的主张，并于1939年3月，公布了《农业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号召各党委暨县政府立即动员群众大量开荒，加大农业技术改良。随着战争逐步迫近边区，政府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条例》，同时鼓励节约粮食，开展粮食节约运动，裁撤不需要的机构，充实基层组织，合理安置劳动力充沛地区的人民向待开发区有序迁移。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多种举措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粮食危机。

——摘编自王可研《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危机探究》

材料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逐渐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支持城市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国家实施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1993年以来，中国粮食市场开始探索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运行机制，从此结束了长达40年的统购统销制度。在粮食供求关系方面1950-1960年的净出口阶段，国内市场肩负着实现粮食自给和支持工业化发展的重任。1961-2002年净出口和净进口交叉互现阶段，被动式参与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2003年至今的净进口阶段，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主动利用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

——摘编自王钢《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

材料一   1941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中、苏北等根据地建立起县、区、乡各级农抗会，青年、妇女、职工各种抗敌协会也陆续建立，这些团体取代了过去地主士绅的地位，团结领导群众进行艰苦的抗日斗争，在陕甘宁边区“党经过政权、军队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带作用，与边区人民特别是与工农劳动大众密切联系起来”，在淮北的7个县参议会共计议员458人中，雇工12人，贫农71人，中农119人，富农70人，地主130人，商民17人，其他39人。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等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汉奸、经法庭判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和精神病患者以外，“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政府成立了民主集中制下的参议会制度，行使各项监督选举权利。194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对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作了重申，并提出了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法制建设。据统计，中共中央、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曾先后制定、颁布了五六十种、1000多件法律法规。

——摘编自刘路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探析》

材料一：“文化下乡”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文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以此为契机，中国文艺创作逐渐摆脱了“五四”以来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开始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转变。在“文化下乡”运动影响下，文艺工作者自身也经历了一场思想变革。当他们真正融入农村现实生活，以鲜活的真人真事为原型进行创作时，其作品也显露出了无限生机，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这些作品充满激情，通俗易懂，鼓舞人心，是激励根据地军民全身心投入抗战的重要精神食粮，也是农村民间文化振兴的集中体现。

——摘编自张卫波《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研究》

材料二：抗战期间，宣传工作被认为是抗战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必须对全体同胞发起广泛的精神动员。要实现广泛的动员，“就必须要经历宣传的阶段，方得成效。假使没有做到广泛的深入的宣传工作，无疑地便不能把广大的民众唤醒起来，从而自觉的积极的来参加抗战”。这其中，文艺宣传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社会教育方式。广大的社会教育机构和组织正是依托文艺工作的有利优势，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和有影响的知识界、文化界名人，通过他们的口诛笔伐痛陈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同时讴歌民族英雄的伟大气节和抗日志士的英勇和正气。知识界、文艺界的引领和表率作用，使得全民广泛参与，共同奏响了同仇敌忾反对侵略的交响曲。

——摘编自徐辉《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