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会中的“抗战文化”

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达延安进行战地采访，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文中对边区的一场集会有这样的描述：

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月亮底下到一个圆形的戏场参加一个集会，一队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将表演现代化的土风舞，展示他们在南泥湾的成就。布幕上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画像，布幕前面有一个乐队拿着稀奇混合的古今乐器奏着轻软和谐的音乐。那些跳舞的人则声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一个刚到边区来的游民出场了。他唱着，“我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地，没有家庭。”这个游民从舞台上的一边望着一群抬锄耙的兵士出场。他们是刚从田里回来的。一个女人从另外一边出场。她说，“到我家里去，我烧饭给你们吃。”兵士们向她道谢，然而拒绝了。这女人赶忙说道：“我的邻居听见你们经过这里，我不请你们吃饭，他们看得起我吗？”兵士们却笑着说：“多谢多谢，可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走出去，看见游民。“你是外乡人吗？吃过没有？要是没有吃过，来，跟我们去”。那游民露着惊愕的模样。“这就是八路军”，他说着就跟着他们走了。

——据福尔曼《北行漫记》

提取材料信息，谈谈你对“抗战文化”内涵的理解。

材料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将组建群众团体作为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群众团体并非华中抗日根据地首创。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就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华中特别是江南地区虽然并非红军活动的中心地带，但中共在游击战争中对群众工作非常重视，“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实践使红军和广大农民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关系；抗战时期，群众团体进一步发展。到1938年底，苏南地区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镇句丹金四县抗敌总会建立不久，就有60多个乡的农抗会先后成立，5万多民众参加了抗日组织。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又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很好地处理了党的领导和群众团体自主性的关系，才使群众团体在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抗战将领彭雪枫指出：以这些民众团体作为协助政府的基本动力去广泛深入地在民众中进行战争动员，协同政府，帮助军队，切实地组织男女老少“各尽其能、各献其力”的组织，如运输队、担架队、慰劳队等。加强他们组织，训练他们技术，能做到一声呼喊，万山响应。

——摘编自汪效驷《组织与动员：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团体加以阐释。

材料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摘录（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进行评析。

材料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下图）位于吉林省磐石市区西侧20公里处。1933年初，磐石中心县委和时任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的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红石碰子地区创办后方医院、修械所及印刷所等后勤机构，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抗日游击区，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根据考古工作者发掘情况来看，可以将红石砬子遗址内发现的遗迹分为四类：第一是以上溶子内主的哨所性质遗存。第二是以火烷房址为玄的居址性质遗存。第三是以性过为主的战斗工事性质道好，由于面积较小，可能是？型的战斗位。第四是以以台地为主的营训性质遗存，可能用作集合、操练会议等。……石砬子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长期的对敌作战中依托自然环境初步建立起了一套简单军事防御体系，利用简陋的武器依托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摘编自李宁宁、孟庆旭：《从红石砬子遗址看吉林省乐北抗联设址》

材料一   士绅，又称“乡绅”“缙绅”，是随着科举制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主要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这一群体不仅拥有朝廷赋予的政治与经济特权，同时还由于独占文化资本，具有对社会进行规范整合的文化权力。因此，可以说士绅是传统社会的地方领袖，通常奔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旨在“谨庠序之教，申孝悌之义，扶危济困，仲裁纠纷，督修和维护地方上的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士绅群体对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摘编自王雄刚《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

材料二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起步，一些士绅开始投身近代实业和教育事业。1906年，清政府决定推行地方自治，这使得士绅不仅可以涉足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而且可以进一步涉足政治领域，公然在“官治”之旁形成另一种公共权力。这一时期，各种“新政”和自治机构的首领人员组成了新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县议会议员、议长，教育、实业、财务等局所的首领，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地方保卫团局首领等，由于这些人员扮演着传统士绅的社会角色，所以仍被地方社会称为“士绅”。新的士绅是一个权力群体，因此可以称之为新官绅阶层。

——摘编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材料三   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农民运动构成了“大革命”时代的疾风暴雨，并且以农会组织为中心，重建乡村政权，剥夺乡绅权力。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乡绅政策有所调整，不再张扬“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激进观念，也不再笼统地将绅士作为敌对阶级，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开明士绅”，此举具有明显的统战策略意义。

——摘编自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等

材料一   1.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2.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摘自1929年《兴国县土地法》

材料二   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规定：在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原则上须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利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如债务人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如付息已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这一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完全符合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

——摘编自页川《简论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

材料三   1947年夏，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该法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但是，大纲中将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办法，不仅导致许多地区土改出现“左”倾错误，中农的利益也大受侵犯，因此，后来在新区和全国范围内土改时即加以改变。

——摘编自韩广富曹希岭《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