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北宋开宝元年(968年)，权知贡举王祜擢进士合格者十人。陶榖子邴名在第六。翌日，榖入致谢，上谓左右曰：“闻榖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覆试，而邴复登第。因下山诏曰：“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

开宝五年(972年)，权知贡举扈蒙奏合格进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诸科十七人。上召对于讲武殿，始下诏放榜，新制也。

——摘编自李焘(1115—1184年)《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   宋太祖继承唐代的道制同时设路，路属于半监察区半行政区。宋太宗按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始分全国为15路：“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这样主掌财赋监察的转运使大有成为节度使的苗头。宋真宗增设提点刑狱司和安抚使司，分管一路司法与军政。宋神宗时又设提举常平司主管常平仓、市场等。四司互不统属，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分别隶属于中央部门，办公地点也不在同一州内。为防止诸司徇私舞弊还颁布了《诸路监司互查法》。宋代路制的创新，化解了地方割据导致国家分裂的弊病，它的分权精神和运行原理，成为后来行省制度的蓝本。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一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基本上解决了地方割据的问题，但也陷入了一定的历史困局之中。政治上，“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地方长官以事上为能，“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君主对于地方“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由于任期有限和回避制度，地方长官对地方事务往往疏离，不得不任用当地的胥吏。胥吏们父子相传，谋取私利，造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无异于“养百万虎狼于民间”。

材料二

南宋时期，叶适注意到了中央过度集权的弊端，指出“纪纲以专为累，则莫若分之”“法度以密为累，则莫若疏之”，主张把部分兵、民、财赋之权，分给将帅和地方守臣，使州县“兵、民、财赋皆得自用”。清初，顾炎武主张将生财、治人、辟属之权全部归县令，县令可长期任职甚至传之子孙，并主张在县以上只设郡，其权力仅限于监察。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吕冰洋《央地关系的历史困局与顾炎武的思考》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20世纪80年代开始，央地关系进入一个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财政上的包税制改革使地方收入大增。1994年又实行分税制，将主要税种划分给中央，但同时又规定了中央对地方税收的返还制度。同时，地方获得了一定的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中央还向地方下放了一批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经济管理权。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目标，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退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中共中央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权力下放和市场化的措施。

——摘编自顾煜《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