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浩浩荡荡。在这五千年里，中国文化出现了三座伟大的高峰，分别是春秋战国、大唐盛世、赵宋之世。可以说，这三个时代是中国文化最灿烂辉煌的时代。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发展为主题写一则短文，标题自拟。（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材料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信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解决危机的方法的特点，并指出其共同点。

材料：

先秦儒学的重要观点

依据表格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填写①②③。

材料   综观孔子的“仁”，包括孝悌、忠恕、智勇、“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一切美德。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涵诸德之德，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在老子看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墨子批评儒家“言亲疏尊卑之异”的爱，主张“爱无差等”。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观点，提倡“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在《墨子·贵义》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同时，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顺天意者，义政也”，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

——摘编自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在学术文化方面也引起显著的变化。一是新士人的兴起，一是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是文艺科技的发展。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

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平民群众的利益，有一些重要论点是跟孔子对立的。墨于主张兼爱，提倡无差别的爱，要求把别人的身、家、国看成象自己的一样。这跟孔子所讲的仁不同。墨子非礼、非乐，主张节葬、节用，都是对贵族主活的否定，也是跟儒家学说的对立。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尚贤”的主张，反对王公大人的“无故富贵”，主张推举有才能的人管理政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跟孔子主张“举贤才”而不明确反对世官世禄，也是有区别的。墨于相信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天和鬼神的存在。从思想体系上说，孔子和墨子都是唯心论者，但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提出认识事物的三条标准，其中有两条是根据欢人耳闻目见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的验证。墨家的后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发展了墨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所贡献。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

材料 战国时的儒家虽为“显学”，但并不为统治者所信用。面对政治新体制的出现，荀子开始有意识地改造儒学，使其思想呈现出儒法融合的特征。秦朝灭亡，儒家从沉寂重新走向前台，荀子的后学既坚持儒家的仁义、孝悌、德治等文化价值，又吸收融合了法家、黄老思想的合理成分。如陆贾既强调仁义是政治的根本，又提出无为而治的主张。这些思想尚未形成新的体系，显得零碎而不成熟，但其中许多合理成分后来都被董仲舒吸收融合，他以儒家“公羊春秋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框架，融合诸子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轴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董仲舒对以前的思想，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扬弃，它是一个在更高阶段上融合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新的大一统帝国也经过不断地选择实验，最后以它来作为自己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