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由水稻、小米、牛羊多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由辽河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到了春秋战国，更把这一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到了秦汉时代，则以“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终于奠定“中国共同体”。到了隋唐时代，新的大一统王朝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体”。疆域更广阔、族群更复杂的蒙元时代，过去的宋、辽、金、西夏都已融汇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因此蒙元时代可以把《宋史》《辽史》《金史》都算入“中国史”，不分彼此，一起修撰。明王朝使得南北经济重心彻底逆转，带动了西南边远地区的开发，强化了中国核心区域的文化同一性。到了清代，台湾并入州县，西南改土归流，回部、西藏、蒙古等族群和区域重新纳入版图，使得“华夏/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疆域辽阔、族群众多、文化复杂的大帝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材料中提及的重要历史时期，概括其在“中国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并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连贯成文）

①改土归流的推行 ②察举选官制度的废弛 ③羁縻府州的设立 ④华夏认同观念的加强

材料一   《汉书·西域传》称：“是岁，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也。乃因使吉（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其大意为骑都尉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即总护西域三十六国，具有双重职责。

——摘编自王瑟《九十年探寻，勾勒西域都护府两千年真貌》等

材料二   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保留西域各地原有的政权建制，由西域都护代表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对西域诸国国王和官吏的册封、任命、升迁、降免、处罚等权利，并为其颁发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四十八国，西域诸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有376人。

——摘编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新疆历史我知道——两汉时期的西域》

材料三   唐代西域治理虽然较汉代明显加强，但是在长时段内（7世纪初至8世纪末叶）呈现兴废交替的不稳定状态，唐初所经历的安西都护府的三置三弃即突出表现。至清代，汉魏晋乃至唐五代那种西北陆疆周边部族政权林立或频繁代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族群还是族群文化都处于一个近代意义民族形成前的大整合阶段，西域治理长期处于一种以相对和平稳定的族群关系与施治环境为主的状态。

——摘编自白京兰《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

材料一   女真（后满族）人散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了羁縻卫所来管理当地女真部落，任用女真人为地方官，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管理和统治女真族地区。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推行朝贡制度化，给予女真人进京朝贡的凭证，加强了对女真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此外，明王朝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设立了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奴儿干都司，将东北地区纳入明朝版图。从辽东都司到奴儿干都司，明政府设置了45个驿站以传达政令。明政府还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巨船，以运载巡视奴儿干地区的士兵和军粮，从而加强了奴儿干地区与内地的水陆交通联系。

——摘编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1691年，康熙帝举行多伦会盟，规定：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加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力量。准噶尔部叛乱陆续被平定后，大小和卓兄弟纠集其他各部的维吾尔族上层分子于1757年发动暴乱，清政府迅速平定并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驻守，皆统属于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清朝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将蒙古壮丁编入满蒙八旗。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联姻不断，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巩固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对西方世界而言，1648年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订立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年份，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西方国际秩序由此奠定。和约规定：“参加协议的所有各方应有义务保卫和保护本和约的每一项条款不受任何人的侵犯。”与此相比，同年发生于东亚世界的一个事件似乎微不足道：这年二月，清廷颁《时宪历》于朝鲜，九月，朝鲜国王派人赴京“学《时宪历》算法”，随后于国内一直沿用此历。不过，从东亚世界的内在逻辑看，它却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奉正朔”（遵从奉行王朝的年号和历法）恰恰是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

——摘编自李云泉《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材料二   清代，中国主要面对的是西方各国，迎接的是与中国历代王朝都迥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尼布楚条约》仅仅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晚了41年，康熙派遣了宫中两名耶稣会传教士徐日昇和张诚充当翻译，参与中俄和谈。该条约使清朝对疆域、边界的认识从漫无边际的“天下”向西方近代国界的观念转变。但也有学者认为清朝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在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要求沙皇对其臣服，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

——摘编自李晨哲《全球史视野下的法国传教士与康熙朝中外交流》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