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书·西域传》称：“是岁，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也。乃因使吉（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其大意为骑都尉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即总护西域三十六国，具有双重职责。

——摘编自王瑟《九十年探寻，勾勒西域都护府两千年真貌》等

材料二   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保留西域各地原有的政权建制，由西域都护代表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对西域诸国国王和官吏的册封、任命、升迁、降免、处罚等权利，并为其颁发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四十八国，西域诸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有376人。

——摘编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新疆历史我知道——两汉时期的西域》

材料三   唐代西域治理虽然较汉代明显加强，但是在长时段内（7世纪初至8世纪末叶）呈现兴废交替的不稳定状态，唐初所经历的安西都护府的三置三弃即突出表现。至清代，汉魏晋乃至唐五代那种西北陆疆周边部族政权林立或频繁代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族群还是族群文化都处于一个近代意义民族形成前的大整合阶段，西域治理长期处于一种以相对和平稳定的族群关系与施治环境为主的状态。

——摘编自白京兰《常与变：唐、清西域治理之比较》

材料一   女真（后满族）人散布于我国的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明王朝在东北地区设立了羁縻卫所来管理当地女真部落，任用女真人为地方官，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管理和统治女真族地区。明王朝在东北地区推行朝贡制度化，给予女真人进京朝贡的凭证，加强了对女真族地区的控制和管理。此外，明王朝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设立了地方最高政权机构——奴儿干都司，将东北地区纳入明朝版图。从辽东都司到奴儿干都司，明政府设置了45个驿站以传达政令。明政府还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巨船，以运载巡视奴儿干地区的士兵和军粮，从而加强了奴儿干地区与内地的水陆交通联系。

——摘编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1691年，康熙帝举行多伦会盟，规定：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进一步密切了蒙古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加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力量。准噶尔部叛乱陆续被平定后，大小和卓兄弟纠集其他各部的维吾尔族上层分子于1757年发动暴乱，清政府迅速平定并在喀什噶尔等地分设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率兵驻守，皆统属于伊犁将军，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清朝自东而西逐渐收揽漠南蒙古，将蒙古壮丁编入满蒙八旗。清朝皇室与漠南蒙古的贵族，联姻不断，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巩固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一   改土归流源于明朝。清朝建国初曾对部分土司改置为流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苗民以弃暴归仁，奔诉永顺司，此时皆言为保靖宣慰司管辖。至四十二年，始皆输诚纳粮，设百户、寨长。雍正五年三月，湖北总督傅敏“会同黔省预筹擒捕不法花苗（土司）”。九月，清兵进入湘南，收吐司之权，对其家属作出安置，改土归流付诸行动。十一月，官兵抵达桑植境内，地方土（民）、苗（民）载道欢迎，土司缴印归诚，改土归流进展十分顺利。

——摘编自周妮《清代湖南“苗疆”改土归流时间与秩序考论》

材料二   土司制度作为民族地区的自治制度曾维护着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和多元性，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