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   一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

——【唐】陆贽《翰苑集》

材料二   一个新制度的出现都有它一定的社会背景的。两税法出现的背景不能单纯地从赋税制度上去探索，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必须从基本生产关系土地制度的演变上去探索它。……单从两税法赋税制度上看，它定税的原则也比较公平合理手续简便，因此在实施的初期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自从两税法实施后，它是以土地、财产的多寡作为征赋的标准，田多的地主，财厚的商人，也不得逃免，国家在不增加赋税的前提下是增加了收入。

——陈野《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的财政思想中，一直强调“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杨炎在两税法中创造性的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两税法将以往分别征收的租庸调、地税、户税以及其他杂税等各种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这便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减少了复杂的税种所带来的征收繁琐的问题。同时，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并且“定税之数皆计缗钱”，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使资产多者税负重，资产少者税负轻，充分体现了财政税收公平负担的原则。

——徐柏泉《两税法财政思想及其产生的争论》

材料二  “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可见，陆贽看到了“量出为入”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造成了人民赋税负担的日益加重。这一思想是对传统儒家财政思想中的轻敛薄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陆贽作为反对两税法代表人物坚决反对货币赋税，认为应当恢复租庸调制，实行实物赋税。他看到了当时钱重物轻现象造成的危害，他说：“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思想的对立，两税法中的征税“以资产为宗”和货币赋税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陈明光《唐宋人论杨炎倡行两税法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