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刘秀注意到调节田赋征收的意义，重视采用这一方式缓和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公元30年，在全国战事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刘秀下诏宣布：此前因为战争状态尚未解除，军费用度不足，因而实行什一之税。现今军士屯田，粮储有所积蓄，“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这曾是汉文帝时代实行的田赋制度。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在唐代中期，失去土地而流亡的农民已经有很大数量。农民逃亡，政府一般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于是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正式公布，主要原则是不再区分土户（本贯户）和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在当地上籍征税。这样可以防止一些官僚富豪破除籍贯，逃避租唐调，到其他州县去购置田产，以享受轻税优待。另外，征税不再以人丁为主，而是以财产和土地为主，并且越来越以土地为主。征收原则由按人丁改为按贫富，扩大了征税面，也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一定的好处。

——均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   唐人陆贽论及租庸调制时说：“丁男一人，投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谓之租”。租庸调征缴只以丁身为依据，而不计其余，并不考虑农户的实际占有土地情况，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而且租庸调的征收颜由唐朝统一确定，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虽然有其稳定性，但其不能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有其不能根据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变化而主动调整，存有明显的僵化缺陷。唐制规定贵族、官僚户和其他特殊身份之人可以免除租调徭役，而一些人庇荫在这些特权户之下，逃税、避税，使国家征税额也随之减少。公元780年，租庸调制因为实际上的完全“废坏”而被两税法所取代。

——到阳《试论唐代租庸调制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

材料二   唐代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皇空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由此，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颤，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   一国朝著令，赋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历代之利害。其取法也远，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

——【唐】陆贽《翰苑集》

材料二   一个新制度的出现都有它一定的社会背景的。两税法出现的背景不能单纯地从赋税制度上去探索，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必须从基本生产关系土地制度的演变上去探索它。……单从两税法赋税制度上看，它定税的原则也比较公平合理手续简便，因此在实施的初期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自从两税法实施后，它是以土地、财产的多寡作为征赋的标准，田多的地主，财厚的商人，也不得逃免，国家在不增加赋税的前提下是增加了收入。

——陈野《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